喜欢读中国历史的人,大概很难绕过《资治通鉴》。
从战国三家分晋写到五代末年,司马光用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巨著,把一千三百多年的治乱兴亡贯串成一条绵延不断的时间线。顺着年月一页页翻过,历史的起伏转折尽在眼前。
但读得越深,另一些问题也会慢慢浮现:这些王朝赖以运转的制度,又经历怎样的发展?秦亡以后,秦代官制是否随之消失?汉代确立的制度,到了魏晋、隋唐还留下多少痕迹?历代赋税制度为何一再调整,选官的办法又如何在数百年间变得面目全非?
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却很难只顺着帝王更替、王朝兴衰的时间线回答。
七百多年前,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也意识到了这点。而他给出的答案,就是一部足足三百四十八卷的制度通史——《文献通考》。
王朝有断代,制度却要连起来读
马端临谈到写作《文献通考》的缘起时,第一个提到的人就是司马光。
他对《资治通鉴》的评价很高:自从《汉书》以后,史家大多断代为史,每部史书各写一朝。直到司马光取一千三百余年史事、十七史记载,汇为一部《资治通鉴》,读者才得以“开卷之余,古今咸在”。
然而紧接着,他也指出:
“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这当然不是说司马光考虑得不够周全。马端临随即解释:史料浩如烟海,一部书自有一部书的体例与重点,“其势不能以两得”。
《资治通鉴》既然以治乱兴衰为主线,就需要沿着时间不断向前推进,带着读者进入一个个影响政权盛衰的历史现场,见证王朝的起落兴亡。这样的历史有鲜明的节点,也天然有故事。
但制度的变化却往往没有这么戏剧化。王朝会在某一天灭亡,一项制度却很少在改朝换代的那一刻一并消失。旧有制度往往会被新王朝在一定程度上沿用,又在新的政治、社会条件下不断增损调整。很久之后回望,才发现国家的运转方式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
马端临随即举例:汉代的朝仪、官制承袭秦代旧规;唐代府兵、租庸等制度,也有更早的历史渊源。礼乐、兵刑、赋税、选举、官名、地理等制度,历代当然不断变迁,却又“不能以遽异”。因此在他看来,治乱兴衰之事往往历代各有缘由,不一定能彼此类推;典章制度却是“实相因者也”。前朝留下的制度,被后朝继承、损益、修订,新的政治秩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形。
战国 商鞅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廿六年诏书,见证秦制度量衡推行天下
如果只读正史中记一朝制度之“志”,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朝代本身的制度面貌,不仅换到下一朝的史书就要重新开始,而且也难以掌握制度前后相因的线索。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变通张弛,就必须把前后时代联系起来,“融会错综,原始要终”。
顺着这条思路,《文献通考》把上古以来直到南宋宁宗时期的制度重新分门别类,贯通考察。
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赋税、钱币、户口、选举、学校、职官、礼乐、兵刑、地理、经籍……原本分散在不同史籍、不同朝代里的重要制度,在这里各自展开成一条跨越数百乃至上千年的线索。
王朝兴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明确的时间节点;制度的变化则往往潜伏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构成了一条更隐秘、更绵长的历史脉络。前者,《资治通鉴》已经写成了一座高峰。马端临所做的,则是让后者也能从浩繁史籍中浮现、一览无余。
暗藏玄机的“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能清晰地梳理、呈现出这条制度暗线,靠的绝不仅是单纯的堆砌材料。它的书名,本身就透露了马端临组织材料、考察制度的独特方法。
今天看到“文献”二字,我们很容易理解成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文献资料”,甚至望文生义,以为《文献通考》是一部讨论书目、版本的文献学著作。
但在马端临笔下,这两个字其实各有所指。
他在自序中明确说明:凡叙述史事,以经、史为本,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其中可信有据者,称为“文”;凡议论史事,则采录历代臣僚奏疏、诸儒评论,乃至名流谈论、稗官记录中足以考订典故得失、验证史传是非者,称为“献”。
也就是说,《文献通考》记下的并不只是制度本身的条文规定。一项制度实行时,当时的臣僚可能赞成,也可能反对;多年以后,后世学者又可能重新检讨它的利弊。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声音,也被马端临一并汇聚到制度演变的脉络之中。
而书名最后还有一个“考”字。对于史书中值得怀疑的记载、前人论辨中未尽妥当之处,马端临并不满足于照录。在搜集、查核“文”“献”的过程中,他也会“研精覃思”,凡有所心得,便附上自己的判断。
《文献通考》由此形成了清楚的三层结构:以“文”叙事实,以“献”备议论,再以“考”辨得失。翻开任意一章,我们都能看到作者首先依据经、史等材料,按时间先后理清某项制度的起源、沿革和重大变动,构成基本的史实线索;到关键之处,又会穿插历代奏疏、评论,使当时人和后人的意见彼此参照;对于材料矛盾、论辩未当之处,马端临再以按语申说己见。
事实、议论与判断由此层层相扣,一项制度得以呈现出在历史中产生、变动、争论乃至被后世重新诠释的完整过程。
这样的编纂方式,也使《文献通考》保存下了极其丰富的制度史资料,其中尤以宋代部分最为精详。
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距离宋代典章制度实际运行的年代很近。编书时,不少后来逐渐散佚、或者今天已难完整见到的材料,仍在他的取资范围之内。
宋代制度繁密,财赋、选举、职官、学校、兵制等方面留下了大量诏令、会要、奏议以及士大夫论说。马端临的取材又不限于经史,还广泛利用了历代会要、臣僚奏疏、学者评论及其他可信记录。
《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一说据北宋仁宗时宋绶《卤簿图记》绘制
所以,如果说全书对各项制度的考察从上古贯通到南宋,长处在“通”;那么越接近马端临生活的时代,其材料往往又越丰富具体,尤见其“详”。 这两点合在一起,使《文献通考》既能追索千年制度的源流,也较为完整地为后人保存了理解宋代政治、社会的重要细节。
《通鉴》加《通考》,其实可以这样读
《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这两部分量十足的大书,从头到尾同步翻阅既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也容易顾此失彼、不得要领。更实用的读法,是把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读史视角,遇到感兴趣的问题再彼此参看。
读《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的引领下顺着时间走,看到一个王朝在何时陷入财政困境,一项改革为什么在此时提出,一场战争怎样改变军事格局,一次选官任人又如何影响朝政。每一个历史事件都落在具体的年月和前后因果之中,便于把握整体历史脉络。
当遇到真正想弄明白的制度问题,就可以暂时离开《通鉴》的时间线,打开《文献通考》,沿着相应门类向前后追索。比如读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由府兵转向募兵,则可以沿着《兵考》上溯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度,看清“兵农合一”的旧制为何逐步走向瓦解;读到唐德宗采用杨炎意见推行两税法,便可以翻到《田赋考》,看看此前历代赋役经历过怎样的调整,唐代税制又为何在此时产生巨变……
《通鉴》帮助我们把握事件的前因后果,《通考》则把制度的源流因革铺展开来。把这两条线放在一起,中国历史的轮廓也会从帝王将相与治乱兴亡之外,再显出另一层更深层、更持久的结构。
因此,如果书架上已经有一部《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也仍值得入手。
这或许正是马端临当年所说“其势不能以两得”的另一面:
一部书不必写尽所有历史。两部各有体要的大书,恰好可以把彼此没有展开的部分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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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马端临 著
繁体竖排
32开 精装
978-7-101-08165-7
268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