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堪称神奇的意外发现。
前些天,我在网上听广东城市之声的节目《聪明学堂》,是李沛聪在讲《资治通鉴》,正讲到东晋的历史,说晋成帝死,新皇帝即位,这就是晋康帝。成帝之后是康帝,我听到后心里忽然一震。对于熟悉先秦两汉历史的人来说,对成康之治、治比成康这个说法并不陌生,让人马上就想到西周的成王和康王。赶紧查书,看晋康帝之后是哪位皇帝,发现是穆帝。这就对了。因为“昭”是犯了晋文帝司马昭的讳,不能用,所以跳过去,直接用了“穆”的谥号。我立刻意识到,东晋的成、康、穆三帝,加上西晋开国初期的文帝、武帝,这个谥号序列很有可能是在模仿西周前期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谥号!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为了把有关人和事搞清楚一些,理出头绪,我最近把《晋书》猛翻了一通,觉得差不多弄清楚了。下面谈谈我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西晋的开局是很不错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多年经营,把曹魏政权牢牢捏在手上,最后把权力交到司马炎手上,这就是晋武帝,武帝追封司马昭为文帝。晋武帝灭吴,完成一统。可惜他在继承人的选择上犯了大错,惠帝时八王之乱,怀帝、愍帝先后被俘,几乎亡国。晋元帝起于东南,勉强接续上晋室帝业,但是受困于内外势力,皇权不振。此后近百年间,东晋都没有出现有作为的君主,且大都享寿不永,在中央有强臣辅政,在地方有割据势力,篡逆之臣时有,叛乱兵祸不断。对外方面则几乎全取守势,有限的几次北伐,或为昙花一现,或是为权臣的政治野心服务。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即东晋成、康、穆三位皇帝的谥号,是一个、一个地定谥,偶然出现的巧合,还是一次性就确定了三个谥号,属于“顶层设计”?笔者认为可能两个原因都有,即在确定晋成帝的谥号时,可能还没有整体设计,更多考虑的是谥号要符合皇帝本人的行为表现;但是到第二个、第三个谥号时,即由成而康、由成康而穆,则整体设计和寓示政治理想的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其深层的原因,除了我前面讲的四点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古人迷信,晋朝人尤其迷信,信天文、信谣谶、信算卦、信风水、信梦境的启示,他们当然也相信通过改定皇帝的谥号可以更改国运。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当初有没有事先确定穆帝以后的谥号?我的猜想是没有。西周各王的世系,穆王之后是共、懿、孝、夷、厉、宣、幽。首先,西周自穆王以后,周德渐衰,并不是取法的理想对象,而且像厉、幽都是恶谥,夷也不算好;其次,懿犯了宣帝司马懿的名讳,宣虽是美谥,但已经使用过了,此二者又被排除;剩下的只有共和孝。“共”与“恭”同,意为恭谦礼让,更不能用,因为东晋就是由于主弱臣强才国势不张,正是需要改变的局面(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是晋恭帝,被刘裕夺去了皇位),而“孝”则太普通,被用滥了。所以整个盘算下来,就是成、康、穆三个谥号最好。事不过三。通过使用西周前期周王用过的这三个谥号来改改国运,碰下运气,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我想这可能是当时朝臣们的一种想法,特别是在核心统治层。
下面我们尝试分析一下,决定晋成帝谥号的核心人物都是哪些人。根据《晋书•成帝纪》,成帝临驾崩之前,引“武陵王晞、会稽王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并受顾命”。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是宗室,二人都是晋元帝之子,其中晞年长于昱四岁(具体推算过程略去),论辈分,他们二人是成帝的叔叔。庾冰是晋成帝的舅舅,庾亮之弟,此前三年左右,王导、庾亮先后去世,庾冰实际掌握大权。何充和诸葛恢地位稍逊,不能与庾冰争锋。《晋书》卷73《庾冰传》记载,庾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初,(王)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庾冰实际是当时政坛上的一号人物。
《晋书•康帝纪》则记载:
初,成帝有疾,中书令庾冰自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恐异世之后,戚属将疏,乃言国有强敌,宜立长君,遂以帝为嗣。制度年号,再兴中朝,因改元曰建元。
这段话显示,庾冰出于巩固自己外戚权势的考虑,坚持要立成帝的弟弟司马岳为皇位继承人(是为康帝),并且定年号为建元。而根据《何充传》,在成帝末年立储问题上,何充主张立成帝之子,与庾冰意见不同,但是庾冰不从。所以从顾命大臣中来看,庾冰的意见是起主导作用的,由他定皇位继承人,定新的年号,那么如何确定刚刚去世的皇帝的谥号,可能也是他的主意。至于两位顾命大臣中的宗室:武陵王司马晞、会稽王司马昱,此时分别是27岁和23岁,都不是很有政治才干。史称司马晞“无学术而有武干”,恐为溢美之辞。此时司马晞的身份是镇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司马昱则喜欢读书,“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此时的身份是抚军将军,领祕书监,侍中。应该说,二人是地位尊贵,但不掌握实权。
在确定成帝谥号的问题上,笔者推测是庾冰先有了主意,然后征求了其他几位大臣的意见,包括两位王爷的意见。晋成帝四岁即位,在位18年,死时22岁,和周成王幼年即位,由周公辅政的情形比较相似。谥为“成”,是比较自然、符合常理的。估计武陵王司马晞和会稽王司马昱听到庾冰的建议,不仅提不出反对意见,而且可能连连称好,因为他们作为成帝的叔叔,无形中处在了辅政的周公的位置上,自己平白地增添了一些人望。庾冰虽然在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有私心,希望继续由庾氏掌权,但是他尽力勤政,当然也希望晋朝在他的治理下蒸蒸日上。
成帝之后,继位的康帝“委政于庾冰、何充”。庾冰仍是政坛一号人物。《晋书》卷73《庾冰传》记载康帝时庾冰自建康出镇武昌,临行时向皇帝上疏的全文,言辞恳切,殷殷叮嘱,颇有诸葛亮《前出师表》的意味。疏文讲当时晋朝的形势,将其归因于国运不济,如说“顷皇家多难,衅故频仍”,意即皇室多灾多难,连续出各种事故,又说:
况今日之弊,开辟之极,而陛下历数属当其运,否剥之难婴之圣躬,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倾首于将来者也。实冀否终而泰,属运在今。
这段话的大意是:况今日种种弊病,达到了自天地开辟以来的极点,而陛下的历数正好赶上了这个运命,《周易》里所讲的否、剥那样的灾难,正遭逢到当今圣上的身上,这正是普天下之人对于既往之事痛心疾首,而翘首期盼于将来(有所改变)的。所有人都着实希望否极泰来,而这个运命(或者说运势)的改变,正在今日。


综合上述三例我们看到,议定勋贵和重要大臣的谥号是太常及其属官博士们的职责,根据规则,需要按照其一生的品行功过作综合评定,最后由皇帝认可。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礼官(主要是太常)往往碍于人情关系等因素,或者揣度上意,给予逝者超过实际的过高的谥号,由于名不副实,也会被人指摘,不能服众。
谥法是自西周传下来的制度。秦始皇即位后,认为“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不好,废除了谥法。不过,汉朝建立后,谥法恢复,已故的皇帝皆有谥号。但是,确定皇帝谥号是极其严肃和郑重的事,不仅不会公开讨论,反而是极度机密的。《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汉明帝在即位后不久的诏书中宣布,让太尉赵憙“告谥南郊”,即在南郊仪式中向上天报告刚刚去世的皇帝(即光武帝)的谥号。直到这一刻,公众才会知道逝去皇帝的谥号。对于诏书中记载的这一点,《后汉书》的旧注引东汉末应劭的《风俗通》曰:“礼,臣子无爵谥君父之义也,故群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于南郊告天而谥之。”从《风俗通》的说法看,秦始皇关于谥法的意见可谓影响深远,并且还上升到礼的高度。这样,确定逝去皇帝谥号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庄重而且私密,只有最核心的大臣和宗室勋贵参与。这个做法从汉朝一直延续到魏晋,所以我们翻遍《晋书》,绝无公开讨论皇帝谥号的记录。
晋康帝在位仅二年,其时执掌朝政的是庾冰和何充,以及继续担当顾命身份的二王:武陵王晞和会稽王昱。稍有不同的是,会稽王昱兼掌了太常一职,工作内容即包括议谥。由于庾冰比较强势,会稽王昱相对软弱,则康帝死后的谥号必是由庾冰主导,且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康帝死,年仅二岁的皇子即位,是为穆帝。很快庾冰、何充先后去世,会稽王昱权力增加,先是进位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继而“专总万机”。但是到穆帝统治的中期,又一个权臣——桓温出现了。永和八年时的官场排序,桓温仅次于武陵王晞和会稽王昱,排在第三。到穆帝末年,封太尉桓温为南郡公,地位和声望更高。但这个时候,桓温还没有发展到行废立、谋篡弑的地步,至少在表面上,还是会稽王昱总揽朝政,大事是他说了算。所以到穆帝崩逝时,采用“穆”这个谥号,会稽王昱是起主导作用的。根据我们前面的推测,成、康两个皇帝谥号是出于当年庾冰的决策和设计,而司马昱本人也是当年计划的核心参与者,十分了解庾冰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关于“穆”这个谥号,庾冰有没有预先想过,我们不好说,但是司马昱把它定下来了,应该说这是对庾冰计划的一个延续,同样寄托了司马昱对晋室中兴的希冀。站在司马昱的角度,他既与庾冰共过事,又与桓温共过事,对二人的为人与行事风格必然会有比较:庾冰清慎勤政,乃心王室,桓温则骄横跋扈,野心膨胀。他可能很怀念过去庾冰执政的日子,心里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庾冰。定皇帝谥号为“穆”,既是司马昱本身的理想,也是圆庾冰的梦,我敢说这可能是当时司马昱的隐微心曲。此时司马昱主持政务,且是宗室中资历最老、声望最高者之一。史称司马昱“阿衡三世”,即三世做首辅大臣,就是指包括穆帝时期在内的穆、哀、废帝三朝。
穆帝死时年仅十九,无子,皇位由成帝的长子司马丕继承,是为哀帝。谥号无法模拟西周诸王的次序延伸下去,除了当初可能原本就没有这样的设计外,也实在是由于皇位继承的次序乱了:从成帝到康帝是兄终弟及,从康帝到穆帝是父死子继,从穆帝到哀帝则是弟终兄及,哀帝的年龄比穆帝还大,并且血统是回归到了成帝一系。哀帝即位半年后,下诏:
显宗成皇帝顾命,以时事多艰,弘高世之风,树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国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复承先绪,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义,固宜本之天属。继体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显宗,以修本统。
这段话的大意是:晋成帝(庙号显宗)临终时,与顾命大臣们商量,鉴于时事艰难,发扬高风亮节,不把皇位传给幼子,而是传给年长的弟弟,希望可以社稷昌隆,可是国家的变故不断,康帝、穆帝早早过世,子孙不繁。我的德行微薄,却继承先人的遗业,感慨和悲痛难以抑止。无论从礼制还是血缘关系来论,我都应该上承成帝(即显宗),确立本根的法统。
哀帝表明了他的态度,即他是要继承其父亲成帝的,将来宗庙里的牌位要这样摆放。
就这样,由庾冰主导设计、会稽王司马昱深度参与,希望通过对皇帝谥号的巧妙安排来更改国运的隐秘计划,就此结束了,而这番努力也没有带来昌隆国祚的效果,东晋的国势无可挽回地衰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