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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硕
唐长孺先生是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先生的多部重要代表作，也是学人步入中古史研究的必读经典。在唐先生诸多作品中，《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是诞生时间较早的一部。该书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奠定唐先生在中古史学术地位的代表作。该书最早于1955年在三联书店出版，后来又在不同的出版社多次再版，在中华书局就出过不止一个版本。最近中华书局“中华学术·有道”系列再版了唐先生的四部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这是唐长孺先生这部史学经典的最新版本，也是首次以简体横排精装单行本的形式再版，让这部经典著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笔者由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和教学的缘故，需要经常阅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等经典著作。在反复阅读过程中最直观的体会就是，《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对于中古史学习者具有从历史学习走向打通史学专业门径的重要价值。故不惴浅陋，就这方面的学习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收录的13篇论文，大多写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该书初次出版，距今也已经70余年了。书中所涉问题，如孙吴政权与江南豪族的关系、魏晋士家制度、西晋占田课田制与户调制、九品中正制度、北境民族问题与拓跋国家的建立、西魏北周府兵制、魏晋玄学等，无一不是“中国通史”或者各类魏晋南北朝史专题课程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所在。唐先生所总结出的多数结论，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对于学习者来说，这部70余年的“老书再版”，仍有诸多超越书中那些已成为“常识”的具体结论的价值。
这部名著涉及十多个中国古代史专业课程密切相关的论题，作为教学参考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通史教材还是课堂教学，篇幅和时间都很受限，对唐先生提出的诸多观点，往往只能以结论的方式呈现。在这部名著中，唐先生以其细密的史料分析和严谨的理论逻辑，展示了这些结论的论证过程。通过精读这部书，学习者可以从“知其然”迈向“知其所以然”，从而获得实质性的提升。以九品中正制度为例，如果深入阅读《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一文，应该能获得比阅读教材或者单纯听课更好的效果。
在这篇文章中，唐先生对九品中正制度的具体运作机制进行了详密考证，提出了许多关键的论断。唐先生通过中正的身份与职权来剖析制度运作的机制的论证逻辑，指出这个制度并非单纯的选官技术革新，而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也即是说，九品中正制这种由朝廷任命的中正官来品评人物的制度，正是皇权与门阀士族势力相互妥协、相互配合的结果。最终朝廷保留了最终的任命权，而品评的具体操作，则交给了各地的大族名士。最终，唐先生得出了九品中正制与门阀制度相配合的核心结论。他指出，九品中正制通过与门阀制度的配合，将社会上的门第等级转化为政治上的任官资格等级，门阀阶层的政治特权由此得到了制度的保障与固化。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篇论文感受到，唐先生的贡献不仅在于梳理制度条文，更在于将其置于魏晋时期皇权与门阀士族的关系这一宏大政治格局中加以考察，揭示了制度运行背后的权力逻辑。
如果反复体味唐先生的经典论文，我们可以发现唐先生的研究具有浓郁的理论色彩，并且对理论的运用是极为严谨精密的。这里还是以《九品中正制度试释》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唐先生研究的精妙之处。唐先生没有将士族与寒门简单置入二元对抗框架加以分析，而是深入统治阶级内部，指出九品中正制本质上是分配政治权力和确定等级秩序的规则体系，九品次序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封建等级表现。在唐先生这里，九品中正制是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进行权力分配、利益协调和等级再生产的制度安排。也即是说，魏晋统治阶级内部已按家族划分出明确的等级序列，选官制度首先要确认和再生产这个等级序列。这个论证没有拘泥于“阶级压迫”或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宏观叙事，而是从等级划分与利益分配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九品中正制度运作的实质。这种理论思维的深度，让九品中正制这个影响极大的选官制度，获得了精准贴切的诠释。
唐先生的思考和处理方式，真正做到了制度史与社会史、政治史的打通。《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书中，唐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都具有这样的特色。这些常驻通史教材乃至中学教材的“常识性”核心学术问题，在七十余年以后，唐先生的经典论述仍能让后学者有常读常新、开卷有益之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一书所涉诸多问题，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问题，同时还是这一时期的疑难课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远不如其它时段丰富，诸多重要的制度细节甚至在史书没有专门记载。在史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唐先生展现了顶尖史学家处理碎片化证据的精湛技艺。唐先生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辩方法，从有限的史料中榨取出最大量的信息。唐先生在这些堪称难度最大的模糊领域纵横驰骋，取得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人，也成为处理学术难点问题的典范。
“山越”问题长期以来是孙吴史的研究难点，到今天也还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史料对山越的直接记载很少，也没有明确为山越出身的人物事迹见诸记载。唐先生在《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这篇经典论文中，对这个难点问题有过精要的剖析。唐先生从史料的记载入手，敏锐地注意到孙吴时代，“山越”与“宗部”实为互称，与“山贼”“山民”“民帅”“贼帅”等词也时常互用，有的是就其组织而言，有的是就其山居而言，有的是就地域而言。唐先生对所谓“山越”的性质，有一针见血的意见：“山越虽然从称谓上表示其为一种种族，实质上除了福建、江西一些偏僻之区外，只能认作居于山地的南方土著。”唐先生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对孙吴政权与江南豪族关系的分析基础上的。他指出，孙吴的建立过程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对江南各地其他宗族集团的征服与联合。“山越”“宗部”“山贼”之类名号，不过是孙吴政权给予被武力击败并整合的地方豪强势力的不同称谓而已。
顺着唐先生的研究理路，孙吴政权赋予建康周边的不合作者以“非华夏”之族类专名，内在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山越”是建构的族群称谓，“贼帅”是政治污名，“宗部”则代表着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组织的实质。按照今天流行的概念表述，在史料中被当作异族书写的“山越”，显然是经过吴人特别是孙吴官方刻意修饰和放大过的，藉此建构出代表着华夏正统的“吴人”与未沾教化的“山越”彼此二元对立的族类区隔。唐先生在解释山越问题时，还特别使用了北朝的“山齐”称号作为类比。这也是很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做法。“山越”之号，其实与南北朝时代的“索虏”“岛夷”区隔更为类似。这种主观建构出的政治名号，并不代表“山越”与华夏有明显的族群区隔。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所收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原始史料记载寡少而又对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难题。唐先生能够另辟蹊径突破这些难题，与其治史的基本路径分不开。除了广泛搜集和详尽占有史料之外，唐先生对史料的敏锐嗅觉让后学者屡有震撼感。唐先生发现“山越”与其他名号互称，用以指代同一类人群，再将其置入孙吴建国之路的宏大背景下深入辨析，就是典型的例子。唐先生类似的敏锐发现非常多，提出的结论也都已经成为经典。他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和思路，也应该被看作恒久的财富，供后来者学习和效仿。
唐先生擅长从常见史料中发现不寻常的重要问题，这对学习者从日常史料阅读的细小发现出发，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极有启迪作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的不少篇章，如《〈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等篇，皆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唐先生《〈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仅有数千字的篇幅，却成为公认的“以小见大”史学研究的经典。曹魏士家制度也是各种通史教材论述的重点，唐先生的论文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奠基之作。这篇论文的精妙之处在于，唐先生没有由制度条文入手讲制度运行，而是通过《晋书·文苑传》中所记载的一个小人物赵至的传记，以及《世说新语注》所引嵇绍《赵至叙》的残本等文献，结合制度内容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剖析，生动地复原了曹魏时期“士家”制度在普通人身上运行的真实场景。
这篇经典论文透过赵至这个边缘人物颠沛流离的命运，追寻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制度根源。唐先生指出，赵至出身于“士伍”家庭也即士家，这个如同贱民的身份烙印，世世代代都难以摆脱。赵至的人生，就是为了摆脱这个身份的奋斗史。唐先生通过赵至的人生经历，提炼并论证了曹魏士家制度的几个核心特征。士家是一种低贱的特殊阶级，身份世袭，一旦成为士家便世代为兵，婚配限于同类，寡妇甚至由政府分配，这是赵至家庭出身的基本背景。士伍的家属被集中安置在特定区域，实际上是人质，确保前线士兵不敢叛逃，这是赵至家庭从代郡被迁到緱氏县的背景。政府颁布严苛的“士亡法”，士兵逃亡，家属将面临连坐，重则处死或没为官奴婢，这是赵至要“阳狂”亡命才能游学的背景。他没有犯法也不憎恶统治者，却要改名换姓流亡洛阳、邺城，甚至一度想逃往敌对国东吴，最终在遥远的辽西郡假借他人户籍才得以落足，这种奇特行为的背景正是由于他“士家”的身份。他凭借才学被举为“计吏”，但他仍不能让他的父亲摆脱“士籍”，不能“荣养”父母甚至不能和父母相认，以至呕血而亡。这是由于他是以辽西良家身份摆脱“士籍”的，一旦暴露必然前功尽弃，故而行事不得不如此矛盾痛苦。
唐先生通过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冰冷严酷的士家制度，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塑造、乃至毁灭赵至这个普通人的真实过程。唐先生选择在正史中显得无足轻重的赵至入手进行研究，由传文中一句“遂为士伍耳”的简单陈述，以及他逃亡、改籍直至死亡的人生轨迹，推演出曹魏“士家制度”的全貌。随着学术思潮的发展变革，尤其是“微观史学”潮流的兴起，对“英雄史观”和宏大叙事的反思已经非常深入，学者多希望书写“沉默的大多数”的历史。我们也深知，唐先生研究的落脚点在制度而不在个人，他针对的是冷酷无情、摧毁个人命运的曹魏士家制度 ，而不是赵至这个被制度压垮的个体生命的内心世界。不过，当我们站在新的学术潮流的时代，回首唐先生的这篇经典论文时，或许仍会对这篇具有微观史学神韵的经典制度史研究饱含敬意。唐先生大概也相信，小人物的命运是时代洪流最真实的缩影，是宏大制度最直接的受力点。关心普通人与宏大制度背景的互动，这正是现代史学研究的深刻魅力所在。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只是唐先生诸多论文中的一个经典个案。在其他论文中，唐先生也经常展现出从史料的细微处发现宏大历史脉络，以及对宏观制度和历史语境进行精准把握的能力。唐先生70余年前作出的示范，对于今天史学学习者的论文选题方向和具体研究路径，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唐先生论著的研究水准之高，早已为学界所公认。唐先生的著作不断再版，读者自会有深刻体会，或许用不着他人再来反复阐释。不过，站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不同年辈的学习者在阅读唐先生的经典论著之后，或许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如果从学术观点的角度来看，先生晚年的总结性著作《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对先生前期论著提到的诸多观点，都有系统性的总结提升。不过笔者觉得，唐先生早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要更便利于初学者摸索学问的门径。该书所收诸篇论文，所涉及的大都是最核心也最有难度的重大学术问题，可能也是唐先生治学路径的体现得最集中、最充分的。由于单篇论文的主题都非常聚焦，史料解读的方法和理论思维的脉络展现得也更为清晰。每次阅读这部著作中的论文，都会有很深刻的体会。这篇小文所提到的，只是学习所得的很小一部分。笔者觉得，这部著作完全可以作为引导初学者由“学习历史”走向“研究历史”的优秀范本，是沟通魏晋南北朝史基础教学与史学专业研究的津梁。
86.00元
88.00元
本书以唐长孺先生1987年为研究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概论》课程讲义为基础，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全书由《论魏晋时期的变化》《论南北朝的差异》《论唐代的变化》三大篇构成主体，另有《绪论》《综论》二篇，对中国古代分期和魏晋封建论等重大问题提出了重要创见，是其晚年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其长期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理论性概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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