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经注疏汇校”是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经学研究中心主任杜泽逊先生主持的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旨在对儒家十三经注疏进行全面系统的版本校勘。该项目2012年启动，2018年推出《尚书注疏汇校》，日前又推出第二项成果《周易注疏汇校》，以及与之配套的《周易注疏校议》。这一备受学界关注的项目启动之初，以及《尚书注疏汇校》完成时，本报均曾予以重点报道，今刊发7位名家学者对《周易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校议》的评议文章，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

一、搜罗众本，体大思精，集合众力，遍校群经，足称划时代大作。

自清嘉庆间阮元建诂经精舍督率诸生编《经籍籑诂》，又立“十三经局”邀集同时学人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四百十六卷，皇皇卷帙，远绍《经典释文》（阮元语），至今已历二百馀载。清初以来，朴学渐兴，重视古本，厘清源流，成为整理古代典籍之通识。清代后期学人治经，以用力于单经者为多，文本校勘方面，除少量单独成书者，大批成果仍散见于现存各家经部书之批校本中。由于善本资源稀缺及个体力量有限，搜罗众本、汇校群经、参酌考定、形成权威文本之经籍整理事业，天时人和，机缘攸待。时至本世纪初，体大思精、策划周全、按部就班，逐种推进之“十三经注疏汇校”大业，乃见于山东大学校经处杜泽逊师生团队。项目自2012年发轫以来，历经多年，《五经》先行，前已出版《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中华书局，2018年），近又推出《周易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校议》，成果精湛，引人注目。不仅刷新二百年前阮元主持之《十三经》校勘工作，作为新时代经史典籍权威文本之整理，足与中华书局持续数十年之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成果媲美。
二、汇校体例，中规合矩，尊重传统，延续学脉，文献整理新标杆。

山大校经处汇校《十三经》，由此前完成之《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及此次推出之《周易注疏汇校》《周易注疏校议》合观，可窥见杜泽逊老师远追阮芸台、近师张菊生之学术抱负。杜老师曾追随王绍曾先生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问学之初，即与近代学人文献整理之学脉相接。因王先生之言传身教，谙熟张菊老影印并校订《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原委。眼前之《周易注疏汇校》，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王绍曾先生等每日校史模式之扩展，《周易注疏校议》即模仿张菊老《校史随笔》之作。《校议》以校经处师生广校异同之成果为基础，先事札记，再加归纳编纂而成，“诸生以余札记分工录校，余更以类相从，改订添补”，“荟萃异同，条举众说，聊供方家参稽而已。拙见所及，别纸记之，积久成帙，颜曰《校议》”。所述合理平情，深符学术规范，闻之似人人可得而效仿之，而经年累月，锲而不舍，用弘取精，勤加辨析，所得既中规合矩，又无负于师门矩矱，又岂人人能起而践行之？校经诸子际遇，令人艳羡。
三、校经主力，青年学子，校勘入门，行远可期，人才培育见成果。

山大校经处之成立与坚持，既造就经籍校勘之工作团队，又成为古籍从业者之培训基地。深夜入校经处，犹灯火通明，“入门童子皆校书”，青年学子，孜孜伏案，紧张专注，切磋无倦，令人深感学风之纯正、学脉之传承。文献整理后备人才之养成，因材施教，随师历练，各有各法，殊途同归。究其本质，长年绩学，厚积薄发，总是寂寞，总是艰辛，而学问多途，绝艺精彩，又无不基于体验，成于实践。文献学之基础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及校勘学训练，对于曾参与校经处作业者而言，均借校经实践而得以涉猎，诸君学问之素养与方向，亦由此培育而成长，人材辈出，指日可待。忝为同道，衷心致敬校经处同人，致敬杜泽逊老师。


“十三经注疏汇校”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古籍整理工程。“重大”之前之所以加上“非常”，不仅是因为整理对象《十三经注疏》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它篇幅十分庞大，版本极为繁杂。该工程曾于2018年为学界献上了《尚书注疏汇校》与《尚书注疏校议》两项成果，今天又为学人送上了《周易注疏汇校》和《周易注疏校议》这份重礼。
一部古籍校勘得是否到位，一般有四个标准：1.版本源流的梳理是否清晰；2.底本与校本的选择是否得当；3.校勘体例是否完善；4.校勘是否完备与精当。
第一项是第二项工作的前提，只有版本源流清晰了，底本和校本的选择才有合理可信的依据，而前三项都是完成第四项工作的基础与保障。观《周易注疏汇校》卷首《十三经注疏汇校缘起》《周易注疏汇校序》《汇校凡例》及《据校各本目录》，可见前三项工作已经圆满完成。
该书汇校，选择以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所用校本凡二十五种，包含石经本、敦煌写本、经注本、单疏本、注疏本、删节本、丛书本等各种类型的版本，宋元时期的版本几乎网罗殆尽，明清主要版本也囊括无遗，其搜罗版本洵为不遗余力。虽然其中个别版本的价值可以再议，但从“汇校”来说，并无大碍。
汇校最难在于不讹不漏。这项工作，虽然机械，但做过校勘的都有感受，要做到这一点，其实相当不容易。这次为检查汇校的质量，我对其中经文《颐》卦和传文《说卦》做了一些验证工作，没有发现遗漏的异文，倒是发现了我自己没有校出的地方。加上之前我曾多次参观过杜教授的“校经处”，其对校经工作的流程设计（如三复其校）与校勘人员的沉浸式投入，我是称叹不已。这是从制度与态度两个基础环节对校勘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周易》的汇校是极可信赖的。汇校除了通校二十五种版本外，还充分吸收了前人尤其是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计有十六种之多。该书的问世，将彻底终结《周易注疏》的异文采集，必可为学术界从事《周易注疏》的版本研究和文字校订工作提供最翔实的资料，有力推进《周易注疏》的文献学研究。
可喜的是，我们同时看到了杜泽逊教授撰写的《周易注疏校议》的问世。这正是以《周易注疏汇校》为基础产生的第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书名《校议》，与《汇校》以存异文的宗旨不同，而在于辨别异文，判定是非。该书立足于版本源流的辨析与经注疏文的内证，寻绎文字讹变之迹，剖辨细密，精义迭出。如“（一一九）元刊十行本臆增”条辨析监本卷二《履》卦疏“以刚处中，得其正位，居九五之尊”之“九”字为衍文（第71页第1例）；“（一九七）万历北监本臆改”条辨析监本《略例》经文“故此一卦，皆以阳处阴为吉也”之“吉”当作“美”（第191页第15例）。其推寻原本正文与误字讹变之迹，皆为不刊之论。通观全书，其学术贡献又远不止于校勘。作者会通众本，抽绎归纳，总结了三百一十八条结论，条条实证演绎，以小见大。如“（一三）”条考辨宋刊单疏本与宋刊八行本之同源关系（第10页），“（一九一）”条辨析北监本曾参校宋本，皆发前人所未及。《校议》在别择各条异文是非之外，更深入探寻了《周易注疏》各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准确揭示了各个版本的优缺点及其校勘价值，堪称古书“校议”之典范。


我参加了2012年“十三经注疏汇校”的论证与启动。当时我们的目标是以“汇校本”为基础，最终形成一个与点校本“二十四史”相当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古籍基本书的产品线建设，出版一部与点校本“二十四史”相匹配的《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是我们几代中华人的梦想。
经学我是外行，难以从项目内部进行评价。谈一个宏观问题：什么是好的古籍整理项目？好的古籍整理项目要做到以下四条：（一）整理方式和程度要符合整理对象；（二）整理方式和程度要符合读者需求；（三）整理要体现当代学术水平；（四）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符合这四条就是好项目，反观“十三经注疏汇校”，整理方式和程度的选择确定，符合整理对象，符合读者需求，是保证项目成功的基础。在文献使用和学术目标方面，充分体现了本学科的学术高度，是整理与研究结合的标杆。
丛书的体例设计，以经为单元，每经分为《汇校》和《校议》两个部分，独立成书；《汇校》内部，以影印本+校勘记的形式呈现。这是个非常有创建的体例安排，影印本完整呈现了北监本原貌，分卷以叶行为坐标详列版本异文。《校议》单行，保证了《汇校》校勘部分的规范严谨和全书的一致性，同时又发挥《校议》作为考辨札记的体裁特质，将涉及到的问题讲透彻，突破了校勘记难以展开论述的限制。《汇校》为主的“规定动作”与以《校议》为主的“自选动作”达成最佳匹配。校勘记与校议分别独立成书，既规范准确呈现校勘的规定动作，又充分体现校议的学术判断，在古籍整理体式中有创新性，值得借鉴。
第四条说的是可行性，要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好的古籍整理项目，要求项目主持人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下，通过程序安排、资源聚集、学术力量配置等各方面组织协调，实现高效运作。而这一点，杜老师和他领导的校经处的工作流程、机制和成效有目共睹。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先生曾明确提出：“像‘十三经’‘二十四史’之类，则我们得集中些专家们组织专门的编辑委员会，分别进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几年或十几年之内，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出版。”（《谈印书》，《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5日）郑振铎先生说这是“千秋的事业”，我们后来经常用“千秋的事业”来说点校本“二十四史”，我觉得这个定位和目标，同样适用于“十三经注疏汇校”，这是历史赋予的定位，也是时代提出的要求。


杜泽逊教授主持编撰的《周易注疏汇校》终于在学术界的期盼中正式出版了。杜校本《周易注疏》不仅坚守了既定的校勘原则，荟萃众本异同于一编，而且在排印的技术方面作了改进，每条校勘记标注了对应底本的编号，极大地方便了阅读与检索，因而有理由将其视为可以替代以往各种汇校本的转精之作。
杜校本《周易注疏》以北监本《周易注疏》为底本，汇校二十五个版本，吸收了十六种前人的校勘成果。通过比勘底本与校本，不难发现，校勘记将所有的异文全部呈现了出来而非选择性的校勘结果，充分体现了校勘的功用与意义，为在理论上重新界定校勘学的内涵与边界提供了典型样板。因为通过校勘整理出来的所有异文，背后都隐藏着所以如此的复杂原因，涉及经传注疏的原初面貌、后世对文本的理解与误读、不同立场对既存文本的接受与擅改、传抄刊刻过程中用字的时代特点、以主观认定的正字替换文本中通假字的偏好、惯性思维与模式记忆造成的讹字误字……凡此之类的复杂原因，难以一一细数。若仅仅用是与非的简单判断作为校勘的目的，显然是没有观察到汇校异文的良苦用心与汇校结果的学术价值。正因为汇校结果是蕴涵着重要学术价值的宝藏，期待着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利用，所以校勘记仅仅依时代先后列出了全部异文，没有轻易做出对与错的判断，也没有轻易揭示异文背后的秘蕴，意在不以己说影响专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判断。充分相信专家学者能够利用校勘结果作出是非判断与创新成果，既是对学术事业的敬畏，也是对专家学者的尊重。
同时，杜教授选择了一些重要的实质性异文，既辨其在具体版本中的是与非，也揭示异文背后隐藏的秘蕴，独立撰作了《周易注疏校议》。所校所议既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到见解，也是利用汇校结果解决疑难、揭示秘蕴的示范之作。
杜校本《周易注疏》是组织众多学生参与的大型集体项目。学生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领略到了治学的门径与方向。随着杜校本《周易注疏》的推出，一大批有科研潜力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这也是值得称道的成果之一。


杜泽逊先生行文无一凌空蹈虚之语，作事则无非深思熟虑之事。2012年“十三经注疏汇校”动议之初，他即多方听取名家建议，为访傅璇琮先生顺过余处，竟亦捎带着不耻下问。余其时正协助傅先生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大型集体项目的组织方式和学术流程略有所感，建议他着手之前重在斟酌校例，不厌其烦，着手之后，仍需根据情况，随时碰头，统一思想。就这么点老生常谈，却被他后来一再提及，让我想起“君子不蔽人之美”“道人善，即是善”的古训。泽逊先生勤奋而高效，十来年过去了，《尚书注疏汇校》已先期出版，并获教育部评选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一等奖，本次又喜见《周易注疏汇校》面世，他所创立的“校经处”也早已是当今古典学术界和高校教育界的一道风景了。
一本入手，可窥众本之貌，汇校之可贵者在此。取较之众本与前贤之旧校，必各有所长，亦必各有瑕疵。其中优劣，限于校勘之例，常难在校勘记中毕陈，何况《汇校》以“死校法”为其体例，则非另撰专书，发其余绪，不得蒇其事，是泽逊先生《周易注疏校议》之所由作乎，而亦当有前贤之旧例作为遵循。
南宋初年晁公武用国子监本校蜀石经，有难以轻易确定是非者，故著《石经考异》，惜今不存。南宋中期彭叔夏与周必大详议《文苑英华》之校雠，而作《辨证》十卷，成为校勘学史上的名著。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而成《四库全书考证》，亦是此类著述。尤其晚近张元济先生主政商务印书馆，而成《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至今泽被学林。其校勘成果既见于大量序跋，更辑为专书以传之。如其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广搜旧本，随读随校，与同人成《校勘记》百数十册，又根据傅增湘先生建议，撮其精要为《校史随笔》164则。
今泽逊先生正循先哲之成轨，其《校议》基于版本大备的数万条汇校，撰成校议318条，具体目数则又远不止此。识见既广，思考复深，故弹无虚发，发必中鹄。其书之价值远非止于文字异同之记录、讹脱衍倒之纠正、版本优劣之评骘，更以方法论胜，以学理胜。如考异文而见版本源流，辨文字而正句读讹误，由孔颖达等例而申疏不破注、依经改注之流弊，由敦煌材料而明出土文献亦有利弊之别，经文疏文用字未可强求一律等。其尊古而不佞古，尊贤而不盲从，于宋椠明刊及古贤时彦不掠美不隐恶，大有更爱真理之气象。其条目长可千余言，短不过百十字，真正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远绍乾嘉先贤之学风。昔傅沅叔序张菊生《校史随笔》，一称其“博求广览，得所据依”，再称其“博识雅裁，洪纤毕举”，三称其“今既取精而用宏，加之实事以求是”，余于泽逊先生此著亦云然。
“十三经注疏汇校”需要处理的文献超过30万页，其工作量的浩瀚无际是不难想象的。《汇校》底本选择之当，校本搜罗之全，校勘体例之善，整理成绩之巨，亦有目共睹。更让人期待的是，泽逊先生已与中华书局商定，待全书出齐，将出版《十三经注疏》的排印定本。有集十数年之功的《汇校》作坚实基础，有《校议》达到的学术深度，可以相信，这必将是自古而今《十三经注疏》的最善定本，也必将成为中华书局局史上与“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相并列的最重要的古籍出版项目。和“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一样，《十三经注疏》堪称中国古代典籍的压舱石，那么泽逊先生对古籍整理乃至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多么重大，就不言而喻了。


杜泽逊教授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在学界起着带头引领的作用。我将杜兄和他的团队取得成功的要素总结为“十性”。
其一，《十三经注疏》版本搜罗的全面性与稀缺性。《周易注疏汇校》以明万历北监本为底本，覆盖了唐石经以降至阮刻本共二十五个版本，国内海外，搜求殆尽，其中有不少版本是清代学者所梦寐不到的。其二，汇校工作的迫切性与传承性。随着AI技术的日新月异与纸本的日渐消亡，部分经书版本也会澌灭，因此汇校有着抢救文献的迫切性与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三，参考前人校勘成果的丰富性。汇校共参校了自顾炎武至日本长泽规矩也等共十六家，而清儒研究具有“集大成”性质，基本覆盖了历代校勘成果。其四，校勘成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阮刻本虽经名家校勘，但因人事纠葛，观点各异，精粗不同，多所遗漏；而《周易注疏汇校》则纯任客观，巨细靡遗，远较阮刻本客观与准确。其五，学术带头人的权威性。杜泽逊教授浸淫经学文献多年，无论学术水平还是人格魅力，都是本项目最适合也最权威的掌舵者。其六，学术团队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山大专门为杜泽逊团队设立“校经处”，在软硬件与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本科生与研究生源源不断地进入“校经处”工作，形成了一支学风端正、协作共进而质量并举的研究团队，保持了研究工作的稳定与持久。我曾经称赞王锷教授兄与“学礼堂”众弟子，“硬是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开拓出绿草如茵而繁花似锦的康庄大道来”。“校经处”与“学礼堂”，可以说是率先垂范，南北辉映。
清代惠栋的《周易述》，我曾花了极大的心力来钻研。惠氏改字极多，如《屯》初九“磐桓”，惠栋改“磐”作“般”；《讼》上九“终朝三褫之”，“三褫之”改为“三拕之”；《同人》九四“乘其墉”，“墉”改为“庸”；《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 “箕子”改为“其子”，惠栋认为此“七十余字皆卓然无疑当改正者”。《周易》唐前存世者只有魏王弼注本，惠栋弃而不用，其所据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与李鼎祚《周易集解》，而间接证据来自许慎、郑玄、荀爽、虞翻、蜀才等。惠氏改字遭到臧庸的严责，认为惠校《周易集解》，与唐石经与孔氏《正义》往往互异，后来得一明刻本相对，始知其异者皆惠所私改，“向为所欺，至今斯觉”。我也颇怀疑惠氏改字，但总冀望也许更早的版本中有支持惠氏的例证，但我将惠氏所称“七十余字”与《周易注疏汇校》校勘条文一一核对之后，才可以肯定地说惠栋改字基本没有宋元以来的版本依据。《四库全书总目》讥其“爱博嗜奇”与“曲狥古人”，就是因为惠栋的改字为其倡导汉学服务，而不是客观纯粹的校勘。传统说法，惠栋为吴派之祖，顾广圻为其再传弟子，是慎改经文的代表人物，而惠栋改字竟然比戴震与段玉裁还要大胆武断，这也迫使我对清代考据学所谓“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与讲求证据的学术精神，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即此一点启发，我也非常感谢杜兄与他的团队提供了如此好的汇校本。

吴格、武秀成、徐俊、贾海生、刘石、漆永祥、王锷（照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在《周易注疏汇校》出版座谈会上


杜泽逊教授主编的《周易注疏汇校》（下简称“《汇校》”）、撰著的《周易注疏校议》（下简称“《校议》”）是经学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优长有三：
一是承继阮校，广罗版本。清代嘉庆初年，阮元汇校重刻《十三经注疏》416卷，流布二百多年，沾溉学林，称为善本。阮刻本《周易注疏》“引据各本目录”有版本11种，“单注本”之古本、足利本和“注疏本”之宋本依据《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转引，部分吸收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卢文弨《群书拾补》的校勘成果，阮元校勘《周易》版本实际仅有8种。《汇校》承继阮校之法，广罗《周易》版本，汇校版本多达25种，吸收顾炎武、浦镗、山井鼎、阮元等人校勘成果16种。《汇校》较之阮刻本，校勘使用版本和吸收前贤校勘成果，超越阮刻本数倍。
二是汇校众本，详记异文。《汇校》以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为底本，影印监本《周易注疏》，完成《周易注疏汇校》11卷，包括正文9卷、《略例》1卷、《音义》1卷，校勘记排列于每卷之后，每条校勘记标明监本页数、行数、出校文字为经或注或疏，次接摘句，摘句照录监本文字。校勘记只记录与监本异者，不记与监本同者。各条校勘记之下，附列前人校记，以见因袭匡补。如此出校，《周易》众本异文、前贤校勘是非，一目了然。阮刻本《周易注疏》卷一自《乾》卦至《蒙》卦，《乾》卦有校勘记80条。《汇校》之《乾》卦校勘记有537条，其中经文43条，注文60条，疏文434条。就《乾》卦经注疏文字而言，《汇校》537条校记较之阮元《校记乙》80条，接近七倍，《汇校》之细，远胜阮校。
三是评判优劣，梳理源流。《汇校》每卷末尾，附录校记，罗列异文，不断是非。影印监本《周易注疏》每行之上，标注一至十八行数，甚便翻检。从事古籍整理者，大多数人将校勘功用局限于改正文字讹误，从而积极大地限制了校勘之作用。以《周易注疏》为代表的经学文献不断传抄刊刻，修版印刷，初刻翻刻，先印后印，十分复杂。学术界一直缺乏像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一样的汇校成果，《汇校》正好填补这一缺憾。《校议》以札记形式厘清源流，按断是非，第175条“闽本之校正”、第190条“明北监本之校正”、第214条“毛本之校正”，谓闽本“雠正良多，殊可贵也”，监本“刊镂精工，校雠颇有佳处”，“毛本有胜于宋元本者”，皆有依据，言之可信。闽本、监本和毛本《礼记注疏》亦可证明。
总之，《汇校》详尽细密，《校议》简明精确，二书相辅相成，记录众本异文，讨论版本优劣，辨析诸家是非，清理版本源流，是《周易》版本校勘的集大成之作，为整理《周易注》《周易注疏》奠定了坚实基础，一定会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