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年前的今天，中华书局创始人、近代著名出版家陆费逵出生在陕西汉中。他原籍浙江桐乡，家庭以游幕为生计，迁徙与漂泊是常态。陆费逵五六岁时随家人前往江西生活，并在那里度过大部分少年时光。他五岁开蒙，自幼聪慧，对读书的热爱甚至是痴迷，为他以后的职业发展打下了根基。

1926年，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出版文集《青年修养杂谈》，整整100年过后，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书中智慧仍如清泉般滋养人心，那些关于读书与立身、工作与处世、生活与婚恋的思考，穿越时空烟云，依然能为现如今在探索中前行的青年们指引方向。

1926年，中华书局创始人、近代著名出版家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出版文集《青年修养杂谈》，在乱世中为青年点起一盏修身立世之灯。此时的他刚到不惑之年，一路走来心得颇多，专谈修养的文章也积累了不少。于是，在跨越中年门槛之际，陆费逵受老朋友的鼓励，出版了这样一部文集。可以说，陆费逵的青年观就隐藏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值得我们细读深思。

每个人都要经历快乐与痛苦并存的成长历程，陆费逵年少时和大多数人一样，头脑中每天都生发出各种好奇，很容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他十二岁时很想做画家，后来又想做文学家或报馆主笔，十六岁时为算学着了迷，梦想做一位科学家。“反叛”似乎很酷，对青年总有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十七八岁的陆费逵索性跑到湖北去结交革命党，一边找寻同道中人，一边开始接触社会。


一个人刚步入社会时，如何识人、怎样与人交往是个重要的课题。古语道“识人先识己”，陆费逵基于自己经营新学界书店的经验，分析书业是有前途的，于是很快便决心献身于此。他形容自己“年少气盛，野心勃勃”，而这正是一份事业的开拓者所必需的潜质。另外，陆费逵还非常专心，他曾提到自己有许多机会可以做其他商业或者步入政界，但始终不为所动。

陆费逵是懂得识人的，“观青年”自有其法。他在书中专门谈过观察力的问题，并以三弟陆费执留学美国上昆虫学课时的经历为例，说明观察力的重要性。他本人的观察力很强，看问题极准，总是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着现在最痛苦的人，是觉悟而不彻底、空想而无实力的一般青年男女……他们的人生观，远不如力耕的农夫和念佛的老太婆”，将被时代撕裂而陷入彷徨的青年的思想状态描述得十分精确。

陆费逵很清醒，同时也很着急，他愿意帮助这些青年，从思想的一团乱麻中尽快捋出头绪来。他在书里直截了当地抛出三个问题：（1）你有什么本领（学问、技能、才干……）？（2）你每月收入若干？够用不够用？能储蓄若干吗？怎么能够用？不够用怎么办？（3）你将来的希望如何？你打算怎么达到你的希望？这连环炮式的“灵魂拷问”直击人心，使浮躁、迷茫、空虚的青年瞬间清醒，从此脚踏实地，也让被生活反复磋磨、早已丧失期许的青年重新“仰望星空”。

实践出真知，陆费逵在自身的日常实践中不断地历练与探索，逐步总结出成功的三个秘诀——勿懈怠、勿耗费、取精用宏，并用一生去遵循，同时也在进一步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他渐渐形成自己的青年观，并且愿意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那些想要获得成功的青年们参考。“扶君上马，再送一程”的热忱就这样明明白白地反映在《青年修养杂谈》的字里行间，令人感动。


关于读书与立身

对于涉世不深的青年来说，多读书、读好书可谓是成本最低的立身良法。陆费逵把读书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学生和有职业的人都应该坚持读书。他说：“我每日读书，少则半小时，多则一小时许。从十七岁出来任事到现在，差不多都是这样。”可见，鼓励青年读书已不单是他作为书业从业者的自觉，更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对青年的广泛号召和深刻教诲。

陆费逵非常务实，为有效指导青年读书，特别是观察到社会上青年开始关注国学之后，他特意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国学入门书、小说六大类开列书单，并提供相应的版本信息；既荐书又荐版本，把事情做到了实处，真诚回应了广大青年的需求。陆费逵还不忘把读书方法分享给青年。他认为，应该常常专心精读；此外，随便涉猎，只要看得懂，无论什么书都好。由此可见，陆费逵比较推崇专、泛相结合的阅读方式。

正如陆费逵所言，多读书才会知道学问浩如烟海，自己所知不过恒河沙数之一。腹有诗书，好似永远怀抱着一颗“定盘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风雨都能始终屹立不倒。

关于工作与处世

 “学然后知不足，做然后知不能”，陆费逵十分看重社会实践，并强调工作的意义，甚至提出“职业是解决人生问题最好的方法”的观点。他解释说：“静坐、念佛、念经、读书、写字、绘画和研究一切学术，都能使我们身心有所寄，但是这种寄法，不易感兴味，不能一定有恒。只有职业因为生活上、责任上、名誉上种种关系，最能使我们天天服务，天天寄身心，厌烦也只好忍耐，痛苦也只好忍耐。”这样的认识极富哲理，因为它不再简单地将工作与谋生挂钩，而是与修身处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新视角无疑会给青年带来启示，推动青年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并从更高层次来理解职业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实践。

此外，陆费逵认为，健康、道德、观察力、计划、决断力、忍耐这六个条件为“作事业之基本”。比如关于道德，陆费逵提出“苟道德不高尚，必失他人之信仰心”的观点。在书中，陆费逵多次向青年讲解道德层面的问题，如提倡“正直、信实，一方增自己的信用，一方免事业的败坏；谦虚、和气，一方免别人生气，一方免自己受辱”，同样极具启发性。

再如忍耐，陆费逵认为，要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十分关键的一点便是要有能忍能为的力量。陆费逵还提到自己常年洗冷水浴的经历，视冷水浴为自己的人生哲学。他以前体弱多病，易疲易怒，后来十余年间坚持每日洗冷水浴，身体渐强，气质大变。可见，在忍耐中磨炼意志，对健康也有一定益处。陆费逵的现身说法无异于一种及时的提醒，告诫青年，要想成功，首先应学会忍耐。

关于生活与婚恋

一个青年在社会上奋斗，除了追求事业的成功，也要有维系个人生活的基本保障。陆费逵倡导生活节俭，量入为出，并主张储蓄，书中对此多次提及。他说道：“收入多少是有限制的，生活高低是无限制的。我们如以有限制的收入，去追逐无限制的生活，哪有不失败的呢？”“我们应该抱定宗旨，收入十分，至多用去八分，能再少点更好。储蓄在那里，可以作意外之需，可以作养老之用，能储蓄的人，决不会过不去的。”

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陆费逵告诫青年要节俭、储蓄的本质其实是想引导青年将眼光放长远，具有一定的忧患意识，明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道理。

对于青年十分关注的婚恋问题，陆费逵也多有阐发。他不主张早婚，认为应等到身体成熟、经济独立再结婚；夫妻结婚后最重要的是互相谅解，最不好的是争闲气、争面子；而且举办婚礼也不应铺张，仍是节俭为先。


《青年修养杂谈》出版于1926年5月，至今已满100周年。这一个世纪的光阴极不平凡，诚可谓“风云激荡”。这本书诞生之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夜，社会民众中间的革命情绪较为高涨，打倒北洋军阀的呼声不绝于耳，此情此景下，陆费逵能够推心置腹地向广大青年劝以良言，实在可贵。

本书出版之时，陆费逵已主持中华书局业务多年，不屑言滥调俗语，奉“切中肯綮”四字为圭臬。他的性格观念，以及作为出版家的精神品质，都悄然浸润在《青年修养杂谈》的三十五篇文章之中了。


把书写厚其实是较为容易的，难就难在能够披沙拣金，懂得取舍，把书写薄。《青年修养杂谈》可谓“写薄书”的典范，四万字之内便将问题阐释清楚，这也是本书在出版百年之后仍然值得我们精读细读的原因之一。

当然，本书的时代价值还体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们不妨轻声问问自己：近代历史的微光有没有照进我们的现实世界？那个年代的青年与我们之间是否存在着跨越百年的精神共鸣？在陆费逵看来，那些生活在社会转型期，不得不面对动荡甚至是苦难的一代青年，“他们没有正确的希望和目的，他们没有能忍能为的定力，更或因环境不好而悲观，更或因物质迷惑而堕落，更或因习惯束缚——如结婚不自由、寡妇不再嫁之类——而生趣毫无”。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再度来临，这本薄薄的小书总能以前人之思烛照当下，引领未来。

陆费逵用不懈的奋斗，书写出辉煌的人生篇章。他1941年去世后曾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扬，赞其“终身服务出版事业，对于文化界贡献至大”。可以说，陆费逵率先垂范，用自己奋斗的一生为青年做出好榜样。“盖吾人之成就，在己不在人。自己要好，迟早必能成功；自己不要好，虽有机会，仍不免身败名裂也。”的确，只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这是从古至今颠扑不破的真理，陆费逵用自己的成功人生为这句话增添了一个鲜活注脚，用这样一本书，在百年间“润物细无声”般影响着一代代青年。

（本文原载《藏书报》2026年7月20日第7版，作者系中华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编辑，标题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