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集大成的经典，被誉为“宇宙未有之奇书”。然而，因其文字古奥、涉及的地理脉络纷繁复杂，这部典籍长期被视为难以逾越的高峰，静静沉睡于学术书斋之中。

如何让这部千年杰作重新焕发生机，走入当代人的视野？复旦大学李晓杰教授及其团队十余年来孜孜不倦的探索，给出了精彩的答案。他们不仅以深厚的学养，致力于厘清《水经注》本身的文本与地理难题，更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公共领域，思考经典的现代转化与传播。重读《水经注》，既是对中国古代地理、水利智慧的回望，也是对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时代“活起来”的深刻实践。

上观新闻：近期，您团队的两项重要成果相继面世：首部科学系统的《水经注图集》（首卷为《汾涑渭洛卷》，以下简称《图集》）以前所未有的精准与雅致，将文字描述转化为可视的空间；而《〈水经注〉通识》（以下简称《通识》）则以通俗晓畅的笔触，为大众架起一座通往经典的桥梁。这一“图”一“文”，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打破古籍与当代读者之间的隔阂。您最初是如何构思，决定以这两种形式来呈现《水经注》的？

李晓杰：《水经注》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的宝库，但它的“入场券”门槛很高。纯粹阅读文字，缺乏空间概念，读者容易迷失。我一直希望让更多人看见、读懂这部经典。于是从两个关键“痛点”入手：一是解决“空间感知”的难题，绘制一套科学、精准的《图集》，让书中抽象的地理叙述落地为直观可感的图像；二是帮大家迈过原文晦涩的“门槛”，撰写了这本《通识》，用现代人易于理解的方式，解读其核心内容与价值。两者相辅相成，《图集》解决“看得到”，《通识》解决“读得懂”，合在一起，才能让更多人走进《水经注》。


上观新闻：这部《图集》学界反响很好，很多人都觉得绘出如此精良的地图不可思议，创作的过程应该耗费了不少心血吧？

李晓杰：的确是一个漫长的“磨剑”过程。仅仅是前期的绘图工作，就持续了数年之久。随后，因为专业地图出版有严格的资质要求，我们将图稿交付给专业部门进行精细化描摹、校对，又耗费了三年。

在制作上，我们力求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所有古代信息均与今地精确对照，并附有详细的地名索引，方便查检。在视觉上，追求典雅、沉静的审美格调。色彩采用柔和、协调的配色方案。尤其是在专题图部分，进行了精心设计：表现山川、水系等自然要素的图幅采用冷色调，而表现城邑、交通等人文要素的图幅则采用暖色调。在同一流域的系列专题图中，色彩从冷到暖渐变，隐喻着从自然地理向人文历史的过渡。

装帧设计也别具一格。主体图部分创新采用了一折装的工艺，确保每一幅主体图都能完整呈现在一个对开页面上，避免了跨页接缝的干扰。

可以说，从内容绘制到装帧印刷，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我们希望能做出一部配得上《水经注》这部经典本身分量的作品。

上观新闻：创作《图集》与撰写《通识》，哪个过程更具挑战性？

李晓杰：各有各的挑战。《图集》的创作是对技术精度、团队协作和极致耐心的全方位考验。从数据考证、地图绘制、3D建模，到后期的印刷工艺、色彩校准、装帧设计，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会影响最终成品的质量。

而《通识》的撰写，则更像是一次“深入浅出”的跋涉。它挑战的是研究者将十余年积累的深厚学养，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且乐于接受的通俗表达的能力。这个“度”很难把握：过于学术则显枯燥，流于浅显则失之准确，必须在通俗性与学术性之间找到精妙的平衡。

然而，无论是《图集》还是《通识》，其核心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打破《水经注》作为“冷门典籍”或“学者专利”的刻板印象，让它从学术高阁中走下来，鲜活地呈现于当代大众面前。


上观新闻：您曾表示，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遴选十部代表作，《水经注》大概率能名列其中。为什么它有这么高的地位？

李晓杰：因为《水经注》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书范畴。它是一部以水道为纲，串联起整个中古中国自然与人文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有严密的地理记述，更有郦道元铺陈的绚烂文笔，堪称地理文学的双璧。此外，它广泛收录碑刻金石材料，保存了大量古代语言词汇，还穿插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志怪传说与历史故事，其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正因其博大精深，自明清以来便形成了专门的学问——“郦学”。在当时的学术圈，能否涉足《水经注》研究，甚至成为衡量学者功力深浅的一把标尺。

上观新闻：“郦学”研究的高门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晓杰：首要难点在于空间重建能力。仅凭文字描述，你很难在脑海中精确构建古代河流的走向、城邑的方位以及它们与今天地理的对应关系。这需要深厚的历史地理学功底和细致的考据功夫。其次，要求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素养。需要融汇地理、历史、文献、文学、考古甚至古代科技等多方面知识，方能对其内容有通透的理解。就连大学者胡适先生，晚年花费近二十年心血钻研《水经注》，其最终成果也并未如外界预期那般丰硕，由此可见“郦学”研究之艰深。

上观新闻：与古代相比，当代的“郦学”研究有哪些新的发展与特点？

李晓杰：传统的“郦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校勘、文辞赏析与地理考证，即陈桥驿先生所归纳的考据、辞章、地理三大学派。当代的研究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向着更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推进。我们更加注重追求恢复古本《水经注》的原始面貌，并积极探索利用新的技术手段进行可视化呈现。

例如，在版本研究方面，我们团队提出了《水经注》版本流传的“古本系统”与“今本系统”理论。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一复杂的研究成果，我们制作了三百多幅对比图版，将关键的版本差异证据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在我们绘制的《水经注》地图中，则在继承传统“古墨今朱”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古代水道用蓝色标示，其他古内容用黑色，今内容则统一用暗红色标注。如此，古今地物的对应关系、水道的变迁轨迹、古城邑的位置等信息，都能在地图上得到清晰、准确的展现。此外，我们还对《水经注》中记载的城邑、都城进行了细致的时代分层研究，尝试进一步解构这部巨著所蕴含的层次丰富的历史信息。


上观新闻：研究《水经注》这么多年，您认为这部书中所蕴含的古代智慧，对当下有什么借鉴意义？

李晓杰：最核心的就是“因势利导”。比如古人兴修水利工程，讲究与自然和谐共存，不是跟自然对立，这一点在当下尤为重要。像著名的都江堰，其原理正是基于对岷江水势与地形的深刻理解，利用自然规律实现了自动调节，这就是古人高超智慧的体现。

反观《水经注》中记载的一些失败的水利工程，其废弃原因往往就在于违背了自然规律。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水利建设、生态治理和城市规划，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上观新闻：您的团队目前正在进行《水经注》全新校本的工作。为何要着手这项工作？

李晓杰：目前学界使用最广泛的是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实际上，包括戴震的殿本《水经注》在内的很多相关著作，在文本校勘方面都存在不少可商榷乃至错误之处，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空间。我们团队钻研《水经注》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心得和校勘成果，有责任也有义务整理出一个更为精审、更接近郦道元原著面貌的校本，为学界和爱好者提供一个更扎实的文本基础。

这项工作我们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每周都会进行两到三次集中讨论。有时候为了《水经注》中短短两三行文字的解读与校订，团队成员会争论、辨析长达两三个小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恰恰说明，《水经注》研究从来不是凭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它需要众志成城。


上观新闻：对于许多有心阅读《水经注》但畏惧其难的普通读者，您有什么建议？

李晓杰：我建议可以尝试循序渐进，分三步走：第一步，可以先阅读《〈水经注〉通识》这类普及读本，建立兴趣、消除畏难情绪。第二步，可以接触带有精选原文和详细解读的版本，例如“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中我所做的《水经注》导读与节选本。在有了初步了解后，再尝试阅读原文，感受其文字魅力。第三步，当想要进行更深入研读时，目前可以参考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未来，也期待我们团队的全新校本能够为读者提供另一个精良的选择。由浅入深，由通识到专精。

上观新闻：您的个人成长经历，比如家庭环境或求学过程，对您研究《水经注》，尤其是主导《图集》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晓杰：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深刻的。我出身于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母都是画家，擅长工笔花鸟与写意画。弟弟也是一位专攻中国人物画的画家。我自幼便接触美术与书法，现在让我画人物速写，仍没问题。这种家庭熏陶，使得我在筹划《图集》时，对地图的色彩搭配、构图布局等都有自己的追求。我始终希望这部《图集》不仅是科学的、精准的，也应该是雅致的、悦目的，具有艺术的美感。

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纯粹而浓厚的学术氛围对我影响至深。我的读书方式更像是“滚雪球”，在图书馆里随性翻阅，看到书里提到别的书，再去找来读，不是按书单读。当时，研究思想史的蔡尚思先生就曾向我们推荐《水经注》，他将其列为文科学生应当涉猎的重要古籍。现在想来，那颗关于《水经注》的种子，或许在那个时候就已悄然埋下了。

上观新闻：如果让您给大众推荐一本对文史学习有帮助的书，您会推荐哪本？

李晓杰：我通常不太会给大家开书单，因为我觉得读书是比较随性的事情。不过，如果非要推荐一本的话，我会想到曹聚仁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这本书可能不像一些名著那样广为人知，但我认为它极其出色。曹聚仁先生学识渊博，据说曾通览《四库全书》。这本书篇幅适中，约二十万字，并非深奥的学术专著，而是以随笔漫谈的形式，涉及文史哲多个领域，贯通古今，娓娓道来。它的标题亲切，内容却充满真知灼见，文笔流畅可读，是一部非常理想的入门向导。这一点，与我撰写《〈水经注〉通识》的初衷是相通的——那就是降低门槛，吸引更多人亲近经典、走近经典。

（转自“上观新闻”2026年3月9日，原标题为《不做“冷门典籍”，复旦大学教授李晓杰：让〈水经注〉的智慧，滋养当代人》，采访 王一）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被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地理学的广泛描述”，可谓我国古代全面而又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历史上被誉为“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佳构，与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萧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并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名“注”。
本书全面介绍我国“水经”的写作传统、《水经注》这一经典的作者、成书背景、编纂撰写特点及古今研究小史，结合具体文本分析这一典籍在地理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和语言学等方面的价值，并辅以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古旧地图、3D复原图等多种图像文献资料，生动再现古代的河流水道体系与人文地理景观，贴近普通读者阅读兴趣，为读者指明阅读这一历史地理名著的科学路径。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是我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名著，记载了一千多条水道及其所经地区的的自然地貌、人文遗迹、建置沿革和有关的历史事件、神话传说、人物典故、民俗物产等，引书400余种，记述众多汉魏碑铭。作者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参考35种版本，利用120大量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资料,，融汇本人60余年研治体会，吸收王国维、胡适、岑仲勉、森鹿三等中外学术成果，对原书进行标点，撰作校证。各卷末的校证包括校异文、辨正误、补异文、考原委等。

《水经》，是三国魏时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川流137道，可惜仅一万多字，过于简略，北魏郦道元为了“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为之做注，其《水经注》30多万字，记述大小河流1252条，及相关郡县、历史人物与事件、风俗传说、物产等，旁征博引，兼以文辞优美，堪称六世纪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地理名著。由于《水经注》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郦学”。本次出版，原文以陈先生《水经注校证》为底本，增以精炼允当的题解、力求全面精当的注释、流畅自然的译文，让普通人也可轻松读懂《水经注》。

《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撰著的一部具有广泛史料价值的历史地理典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舛讹之处和经注混淆的问题，自明末朱谋㙔起，开始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水经注》。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盛，有更多的学者研究校勘此书，其中尤以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成就最为卓著。为便利学者使用，清末王先谦以戴震校定的殿本为底本，附注朱赵两家的校本异文，另外还吸收了孙星衍、董祐诚、卢文 、丁履恒、谢钟英等的校勘成果，编成《合校水经注》一书。王书包含了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以前的几种最重要的校本，繁简得当，是最便于读者使用的读本，故刊行以来风行学界。为满足学界需要，我们以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刻本为底本影印《合校水经注》一书，以飨读者。

清代有许多学者致力于《水经注》的绘图工作，较有影响的有三家，其中董祐诚的《水经注图说》只留下了文字疏释内容，侧重引证相关史籍笺释地理沿革，并多注解今地所在。在董祐诚之后，江苏江宁人汪士铎，又勾稽群籍，编绘出一部内容比较详细的《水经注图》。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期间，湖北宜都人杨守敬，重又编绘出一部篇幅宏大的《水经注图》。这三种书籍的旧刻本，现在查找都很不方便。有鉴于此，现将董祐诚《水经注图说残稿》同汪士铎、杨守敬分别编绘的两部《水经注图》合编在一起，影印出版。

杨守敬、熊会贞历时半个多世纪完成的《水经注疏》，是20世纪《水经注》整理研究中最重要的集大成之作。杨氏后裔杨甦宏、杨世灿、杨未冬编著的《水经注疏补》，继前人之业，对《水经注疏》卷一至卷十，进行深入研究整理，校勘文字，考辨史实，注释词汇，对照古今地名、水道、政区，补充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取得诸多进展，堪称进入21世纪后《水经注》整理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本书是《水经注疏补》（上编）的后续之作，对《水经注》十一至二十卷的内容进行增补。本书作者系杨守敬后人，矢志赓续先人事业，主要增补了《水经注》中涉及的地名之今地今名，对《水经注》所涉各水的历史变迁、流域内水利水电开发、灌溉、防洪治理等都予以增补。体现了《水经注》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水经注》因注《水经》而得名，《水经》一书约一万余字，《唐六典·注》说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本书融汇了陈桥驿先生60余年研治体会，以陈桥驿先生《水经注校证》为底本，约请陈先生选取每卷最精华的部分，增撰题解、注释，译文流畅自然，注释力求精当，希望对读者了解《水经注》一书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