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适值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故宫退食录》增补本，令人惊喜不已。连读数日，感慨万千。初读《故宫退食录》还是二十多年前，上下两册甫一面世，反响热烈，不仅成为业内人士的必备参考书，也成为众多文物、戏曲爱好者争相购藏的热门书籍。我清楚地记得刚刚拿到手时，在故宫的城隍庙，大家排着队到朱家溍先生的办公室请他签名留念的场景。今日重温，倍感亲切，许多忽略或遗忘的细节在今天看来是那么重要，许多过去没有理解的东西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领会。借此机缘，谨以朱老的晚辈、故宫同仁的身份，谈谈我的读后感以及朱老对我的影响。

《故宫退食录》1999年由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是朱老历年来刊发文章的自选集，诚如王世襄先生所言，“书中涉及的门类很多，如书法、名画、碑帖、珐琅彩瓷器、掐丝珐琅、铜胎画珐琅、漆器、木器、图书、古砚、古建筑、明清历史、园冶、戏曲史、饮食等等”。增补本最大的亮点是由两册变为三册，新增补遗一册，增补文章多达128篇，极大地丰富了《故宫退食录》原书的内容，使我们能够全面地认识朱老，意义非凡。同时补充了许多与文字相关的高清图片，增色不少，方便了读者的阅读。这128篇是朱老的女儿朱传荣付出大量心血、历时多年搜集整理的“父亲的旧文”，在文末标明了出处，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性。更值得称道的是，还增加了一些注释与按语，起到了导读的作用。如《碑帖浅说》《汉魏晋唐隶书之演变》等宏文力作，以前均没有辑入《故宫退食录》。其他的增补，有早至1948年的《〈法书大观〉说明》（原载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48年12月版《法书大观》），有1960年发表的《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解”字招牌》，于细微之处显示出朱老深厚的学养。还有散见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物报》等报刊的文章，以及关于宫廷原状的工作报告等。


行文轻松，语言平实，娓娓道来，是此书的一大特色。例如《清代院画漫谈》，讲述了清代画院的建制、画家的职能与清代的典章制度，深入浅出，非熟稔于心者所不能。关于皇帝出行的仪仗，有四个等级（大驾卤簿、法驾卤簿、銮驾卤簿、骑驾卤簿）。《大清会典》《皇朝礼器图式》中的术语，专业人员也不易把握。朱老解释大驾卤簿与法驾卤簿，“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皇帝所乘之辇，辇就是大如车的轿子。大驾卤簿是玉辇，法驾卤簿是金辇。金辇和玉辇的样子和尺寸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木质，顶上有镶嵌。金辇镶四块金板，玉辇镶四块玉板，在名称和等级上就有了区别”，真是一语中的，方便记忆。

朱老是文博界公认的大家，却谦虚地称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文博工作者”，他的学问不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多个领域。1949年在库房整理编目过程中，打开了“易培基盗宝案”发生后被法院封存了十几年的木箱，发现了宋徽宗的《听琴图》、马麟的《层叠冰绡图》。1959年找到了太和殿髹金漆雕龙宝座，1964年修复后陈列，使太和殿恢复了原有的面貌与气派。朱老还是故宫原状陈列的开创者，主持了中路太和殿至坤宁宫、内西路养心殿和西六宫的原状陈列布置。在1960年之后不久，撰写了工作报告《咸福宫和储秀宫的历史面貌及其陈列原则》。在编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六十卷时，作为编委的朱老将无人认选的《清代武备》《明清家具》《清代戏曲服饰》主动承揽下来，他对故宫所有文物门类都相对熟悉，不愧为文博界的翘楚。

《听琴图》，故宫博物院藏

朱老平日非常随和，故宫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男女老少、从事何种工作的都愿意与朱老接触，一见面总是互相热情地打招呼，他具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对请教问题的年轻人，解惑答疑，不遗余力。今天的我，能够在清代宫廷史的研究中取得点滴成绩，完全得益于他老人家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他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1978年我入职故宫，在文物修复厂工作，1988年分配到紫禁城出版社院刊编辑部，始与朱老相识。朱老那时在研究室，而研究室与出版社的办公地点都在紫禁城西北角的城隍庙。我学术研究的开端与定位就得益于朱老选编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一书。养心殿造办处是清朝内务府管辖下的一个独立机构，主要负责制造皇帝的御用器物，下设若干个作坊。造办处的管理大臣往往由皇帝特简亲王或内廷行走的一品大员来担任，相当于皇帝直接指挥。皇帝常常在尺寸、款式、颜色、用料等细微方面提出要求，先制作小样，批准后再制作。这些档案材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十分困难。朱老从20世纪60年代便注意到档案资料在研究宫廷历史、鉴定文物年代和恢复清宫原状陈设等工作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本辑览，就是朱老1965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时的摘录。1990年以后，他身兼数职、工作繁重且年事已高，仍然一笔一画地亲自誊录，加以标点整理，并撰写了前言与后记（已收录在增补本中）。2002年10月，我从出版社总编手中接过了这部书稿，承担此书的责任编辑，得以将朱老选的档案史料仔仔细细地读了四五遍，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我大胆地向朱老汇报自己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得到他老人家的肯定。朱老引我进入“宝山”，培养了我研读档案的爱好，为我点燃了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使我开悟，帮我叩启了研究探索的大门。


2003年夏，朱老病重，我加快了节奏，催促印制，9月8日拿到样书后，立刻与张荣一起送到朱老家中，朱老翻阅一通，非常高兴。9月29日朱老病逝。此后我只能独立思考，渐渐地有了一点探索的能力。活计档中记载的雍正皇帝是一个与正史中坚毅果敢、残酷无情完全不同的帝王形象。从活计档流水账中记载的宫廷陈设与日常生活，反映出雍正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追求文雅精细的人。发现这一别样的雍正，生平第一次有了写作的冲动，欲将我所认知的雍正皇帝告白世人，于是撰写出《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一文。在朱老逝世一周年之际，我拿出了“作业”。论文发表后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好评，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研究雍正的大家冯尔康先生也给予很高评价，称此文“改写了雍正帝工作狂的形象”。之后，我又撰写了《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雍正时期玻璃制品与朝政的关系》、《〈悦心集〉与雍正行乐图》、《雍正时期的吉言活计》、《雍正皇帝与古琴》、《原藏雍和宫金塔内的胤禛塑像》等系列论文，并应邀参加了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读会“雍正其人其事及其年代”。

在《故宫退食录》中朱老有一篇《关于雍正时期十二幅美人画的问题》，多年以来包括朱老在内的前贤，一直认为这十二张画像是圆明园深柳读书堂拆下的“美人围屏画”，以前我也深信不疑。直到2012年我在清宫陈设档中发现这十二张画像属于寿皇殿旧藏，是由雍和宫后佛楼金塔内请出的那一刻。继续追踪，终于发现是同治元年雍和宫绥成殿楼上的一场火灾，才使这十二张画像从劫后的塔基中重见天日，登记在寿皇殿的账目上。寿皇殿在《大清会典》中明确记载：“建寿皇殿，以供圣容。”寿皇殿的功用就是供奉与尊藏御容，皇帝、皇后及其妃嫔的画像均包括在内。因此我从典章制度的视角对该图进行考辨，梳理出祭祀制度、供奉制度、等级制度、建筑功用、王府规制、册宝规制所独具的不可逾越性对文物鉴定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探究绥成殿楼上金漆木塔的建造年代，结合雍和宫绥成殿陈设档左塔供金册、金宝，右塔供玩器的记载，提出雍正皇帝不可能将自己的福晋称为美人，深柳读书堂的美人围屏画应当另有所指；美人画像不可能与雍亲王塑像一同堂而皇之地供奉在绥成殿楼上的中塔里。绥成殿楼上，一字陈设五座金漆木塔，中塔体量最大，两侧依次递减。退一步说，如果真是圆明园深柳读书堂拆下的“美人围屏画”，充其量也只能放置在右塔中，归于玩器类。故而不应该将该图定位为圆明园深柳读书堂中的美人围屏图，而应该定位为秘藏于雍和宫佛塔中的雍亲王福晋像。


我的档案梳理、归纳与总结应用等研究方法，都是从朱老那里学来的。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先去朱家，站在朱老的遗照前，默默地向朱老汇报了我的构思，我相信朱老知道后一定很高兴。


我的学术研究自雍正皇帝的审美开始，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清代宫廷史，着重点是雍正、乾隆朝。与此同时，对院藏文物与历史的关联也越来越感兴趣，2007年，我申请从院刊编辑部调到宫廷部原状陈列组，相隔三十多年竟与朱老成为同行。2009年，宫廷部分配我主持寿康宫的原状复原与陈列工作。原状陈设的主要依据应为清宫遗存的陈设档册，但并非每一座殿宇都保留了完备的陈设档，寿康宫就没有留下任何一本陈设档可以参考，复原难度相对较大。这项工作要求的是综合素质，各门类文物都要涉及，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分析、理清殿宇的历史沿革、使用功能、居住主人、历史事件等，其重要性远远大于摆设物品本身，需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定位复原的时间段。

寿康宫是乾隆皇帝为其生母而特建。尽管从乾隆元年直到溥仪出宫，寿康宫几易其主，不同的主人赋予寿康宫不同的意义，而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在此生活了42年。寿康宫所存现状除后殿西次间留存两个黄花梨大柜，以及各屋内的炕基外，空空荡荡，别无他物。现存寿康宫的建筑格局，是乾隆年间遗存，还是晚清时期遗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奏销档、活计档的支撑下，我对寿康宫的肇建与建筑功用进行了梳理，认定现存格局基本为乾隆年间遗存，为复原乾隆朝原状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在工作中逐步探索出逆向搜索、多方补充、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工作方法与思路，提出了“陈之有据”的工作理念。而乾隆八年的上谕“十二宫陈设器皿等件布置停妥，永远不许移动，亦不许收贮，著将此旨通行传知”，为原状陈设指明了方向。陈设文物首先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中筛选，点查报告所反映的虽然只是逊清时期的寿康宫现状，但对我们复原乾隆时期原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它是在乾隆朝原状的基础上增减、移动而成，因此借鉴考古的方法，逆向甄别出乾隆朝的遗存，遴选出相应的文物。在查寻过程中，惊喜地发现有许多乾隆朝及以前的文物精品，与预期的设想完全吻合。陈设展览采用原状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原状展示皇太后生活起居，专题则为原状的补充，一方面将原状不能包含的其他与皇太后相关的文物进行展示，如皇太后的徽册、寿礼、金发塔等等，另一方面则将原藏寿康宫多宝格中规格较高的精美文物加以展示。又根据《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中对寿康宫的记载，从院藏乾隆皇帝的书法中大海捞针，查到了寿康宫的八幅御笔对联。从活计档记载中，发现了一批寿康宫旧藏的乾隆皇帝御笔书画，使展览“陈之有据”的复原理念基本得到了落实。

这几天，阅读《故宫退食录》增补本，发现朱老在1960年之后撰写的《咸福宫和储秀宫的历史面貌及其陈列原则》中明确指出“布置清代帝后生活状况的陈列，在故宫大部分原状已经撤收的基础上，要重新以原状的形式出现，必须要有科学的根据”，“生活状况的表现能力是有局限性的，除了文字说明，还应有补充性的陈列”，“另建立一个传记性的陈列”。在《古建的价值与保护》一文中，朱老提到“曾经有人提议制作蜡像……这类建议始终未被采纳，我们认为那是贬低历史文物价值的”，寿康宫筹展组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寿康宫的原状陈列是生活展，专题展恰好是传记展，与朱老五六十年前的设想正相合，欣慰之余更加佩服朱老的识见之明。

从增补本中我还学习到了未知的有关寿康宫的史料，如：其一，“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伯远帖》《中秋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此帖带出宫，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古玩商，辗转卖给郭世五。在《伯远帖》上钤有‘郭氏觯斋秘笈’，就是郭世五的收藏印”（见补遗卷《伯远帖》一文）。原来，除了《平复帖》曾收藏在寿康宫外（后作为皇太后的遗念赏给了皇孙永瑆），还有三希堂中的《伯远帖》《中秋帖》。其二，寿康宫旧藏的两册戏曲人物画册，不会早于咸丰十一年，不会晚于光绪初年（《〈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说略》）。

晋王献之《中秋帖》故宫博物院藏

回望我的成长历程，能在故宫这所永远学不完的学校里学习，亲炙朱老这样的前辈，何其幸运。朱老的崇高人品和学术风范都是我景仰追慕的。我衷心感谢朱老，感谢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