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展示了“三全本”《史记》中《李将军列传》的“释名”“集评”和“评论”部分。“释名”点出标题内涵，概括章节结构；“集评”集纳历代学者对本篇的评点要论；“评论”，则是当代译注者对全文主旨、人物形象、文献价值、重要疑点等诸多方面的诠解。
今天介绍的《魏公子列传》，在梁任公的文字中以封爵称，作“信陵君列传”。实际上，“战国四公子”，在《史记》中各自有传，但仅有信陵君在标题中被称“魏公子”，而未像其他三位一样以封号称呼，足以证明司马迁对信陵君魏无忌的推崇与敬重。
本篇“集评”“评论”部分较长，做了一些删节。

《史记》

【释名】

《魏公子列传》是“战国四公子”中信陵君魏无忌的传记。在“四公子”的传记中只有他称“魏公子”而未像其他三位一样以封号称呼，表明了他的事迹与魏国利益息息相关，表达了司马迁对他的崇敬之情。


全篇可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信陵君的身世，以及他礼贤下士以确保魏国平安。其中重点写信陵君真诚结交迎请侯嬴之事。第二部分写侯嬴献“窃符救赵”之计，信陵君在侯嬴、朱亥等人协助下夺得晋鄙兵权，解救赵国邯郸之围。第三部分写信陵君在赵国结交隐士毛公、薛公，并在二人的劝导下返魏救国。第四部分写秦国行反间计，魏安釐王猜忌信陵君，夺其兵权，信陵君失意而死。篇末论赞对信陵君做出了高度评价，表现了对信陵君的无限敬仰之情。

【集评】

黄震曰：“无忌用侯生、朱亥之力，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后在赵，用毛公、薛公之谏，趣驾归魏，以却强秦之围。此四人者，皆隐于屠沽博徒，无忌独能察而用之。五国宾从，威振天下，虽非正道，而能为国家之重，过平原、孟尝远矣。然侯生、朱亥之诈力，又非毛公、薛公之正论比也。安釐王受秦间，用无忌不终，十八岁而魏亡，悲夫！”（《黄氏日钞》）

李晚芳曰：“战国四君皆以好士称，惟信陵之好，出自中心。观其下交岩穴，深得孟氏不挟之旨。盖其质本仁厚，性复聪慧。聪慧则能知人用人，仁厚则待贤自有一段眷慕不尽之真意，非勉强矫饰者可比，此贤士所以乐为用也。余三君，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好士为国，故其得士之效，亦动关乃国之奠安。得侯生而救赵之功成，救赵即救魏也；得毛、薛而救魏摈秦之功成。秦，天下之仇，而魏则祖宗之国也。以信陵之才，自足以存魏强魏；而所取之士，皆多奇谋卓见，足以赞其存魏强魏之功。故未任事，则天下畏其贤而多客，不敢窥魏；一任事，能使暴秦辄退走不迭，而天下诸侯皆亲魏。乃两以毁废，此天之不祚魏也。‘竟病酒而卒’五字，太史公痛惜之声，泪溢笔下。即以魏亡缀诸传末，以其有系于魏之存亡也。孟尝、平原、春申皆以封邑系，独信陵以公子称，明其一心为魏，不失公子之亲，开端连缀三‘魏’字，见魏止以信陵重耳。”（《读史管见》）


李景星曰：“通篇以‘客’起，以‘客’结，最有照应。中间所叙之客，如侯生，如朱亥，如毛公、薛公，固卓卓可称；余如探赵阴事者，万端说魏王者，与百乘赴秦军者，斩如姬仇头者，说公子忘德者，背魏之赵者，进兵法者，亦皆随事见奇，相映成姿。盖魏公子一生大节在救赵却秦；成救赵却秦之功，全赖乎客；而所以得客之力，实本于公子之好客。故以好客为主，随路用客穿插，便成一篇绝妙佳文。写侯生处，笔笔如绘，乃又为好客作颊上毫也。传中称‘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处，因其钦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缭绕，特于繁复处作不尽之致。”（《史记评议》）

【评论】

本篇的主旨是歌颂信陵君的礼贤下士和侯嬴诸人的士为知己者死，作者对他们的活动表示了高度的钦敬，对信陵君这个一身系魏国安危的人物的悲剧结局，寄寓了极大的感慨与同情；侯嬴等人的活动表面上是忠于知己，但其内容却是为了抗秦救赵，而救赵亦是为救魏国自己，事关重大，与程婴、聂政等人的“为知己死”不可等量齐观。“窃符救赵”的成功是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结果，也是侯嬴等“士为知己者死”的归宿，政治色彩极其鲜明。这是本篇人物形象所以分外感人的决定因素，也是本篇文章所以远远高出孟尝、平原、春申三传的根本原因。后人于战国诸公子中特别推崇魏公子，这是不难理解的。明代王世贞曾比较魏公子与孟尝、平原、春申三个人的区别说：“三公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这是很中肯的。

在历史上第一个对魏公子做出高度评价的是荀子，他在《荀子·臣道篇》里说：“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抗君之命”即指魏公子公然违背魏安釐王让晋鄙中途止兵不进，以坐观秦赵成败的命令；“窃君之重”指窃符以夺晋鄙兵，毅然破秦救赵；“反君之事”指魏公子虽违背国君之命，却最终替国君做了他应做的事，救赵国也等于救了魏国自己。在《臣道》中荀子还分别评论了孟尝君与平原君，但能称得上是“拂臣”的，只有信陵君一人。

魏公子“窃符救赵”是流传千古的佳话。但在司马迁看来，魏公子之所以能干出、能干成这样的壮举，是幸亏他身边有侯嬴、朱亥等一群出类拔萃的小人物，给他出了大力、帮了大忙。这是由于司马迁自幼接近劳动人民，尤其是受过宫刑，从而使他的眼睛能够更向下，更加看到了下层人物的大智慧，尤其是他们那种勇敢无畏的报国报主之心。《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朱亥是如此；《孟尝君列传》中的冯谖、鸡鸣狗盗，《平原君列传》中的毛遂、李同也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讲，说司马迁之所以要写《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魏公子列传》，其更深层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写冯谖、毛遂与侯嬴、朱亥，也是可以的。在这里突出表现了司马迁那种难得而又强烈的民主性。


本篇在写作上也很有特点，前引李景星《史记评论》中的评论已有揭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亦云：“信陵君这样一个人，胸襟很大，声名很远，从正面写未尝不可以，总觉得费力而且不易出色。太史公就用旁敲侧击的方法，用力写侯生，写毛公、薛公，都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着笔，本人反为很少。因为如此，信陵君的为人格外显得伟大，格外显得奇特。”所见亦是。

附带提到，在《魏世家》中，司马迁还录入了署名“魏公子”的给魏王的一篇上书，内容是劝魏王不要联秦伐韩，而应该坚定地与东方各国联合共同抗秦。其中有所谓“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云云，其见解之深刻，语言之精当，直接影响着宋代苏洵的《六国论》。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人们是有争议的。这篇文章观于今本《战国策·魏策三》与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但两书的说话人均不作“无忌”，而作“朱己”。赞成此书的作者应是“无忌”的，有鲍彪、吴师道、缪文远等；主张应作“朱己”，而不是信陵君“无忌”的，有金正炜、朱起凤等。大概是司马迁出于对魏公子的崇敬与喜爱吧，故而他断然地将“朱己”改作了“无忌”。相反，在对待劝魏公子不要因救赵而遂居功的“唐且”上，司马迁却谨慎起来了，他断然改作了“客有说公子曰”。这是因为“唐且”第一次出现在《魏策四》中年已九十岁；等再出现劝魏公子时已是在十年后，应是一百多岁了，于理不太可能，于是便将“唐且”这个名字虚化作“客有说公子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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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欣赏信陵君及其门客的，除了史圣之外，还有诗仙。

信陵君礼贤下士，急人之难，以国为重，对后世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具有永久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