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始元六年（前81），一场官方和民间就是否延续前朝国策展开的大讨论，在西汉都城长安举行，史称“盐铁会议”。汉宣帝时，桓宽根据会议记录进行整理，遂成《盐铁论》。

《盐铁论》

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去世才过去7年，而要求展开这场讨论的，正是汉昭帝——汉武帝的小儿子，时年14岁的刘弗陵。
昭帝小小年纪，而召开如此重大的会议，论改国策，绝非心血来潮。
武帝连续多年对外征战，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但是，非常之功业，必然需要非常之代价。为了弥补战争造成的国库空虚，汉武帝推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等经济政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给民间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武帝晚年意识到了问题，在著名的《轮台诏》里，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在《资治通鉴·汉纪》的记载中，则表达得更明显：“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意愿已有，但武帝未及推动就去世了。忠实执行遗愿的，除了汉昭帝，还有顾命大臣霍光。
汉武帝曾经赐给霍光一幅画，画上，周公抱着周成王，接受朝见。武帝临终，指定刘弗陵即位，让霍光担当最重要的辅政大臣，也就是周公的角色。
这对“成王周公”组合逐步推动执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主张，对外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召开盐铁会议，讨论武帝时期的一系列政策。
会议以论辩的方式进行。论辩中，主张延续前朝政策的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重臣，也就是《盐铁论》中的“大夫”及其团队；主张废止或调整的一方，则是以三辅地区举荐的俊逸之士（贤良）、州县举荐的人才（文学）为代表的民间士人，也即“贤良”“文学”。

盐铁官营等一系列经济政策，无疑是这次会议的讨论焦点，也为后世人们研究经济史、乃至了解经济运转规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大夫一方认为，盐铁官营利国利民，有益无害，还消除了像吴王刘濞那样的地方分裂势力；贤良、文学则力主取消平准、均输、酒榷制度，罢盐铁官营，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造成国家空虚，富国安民的根本在于搞好农业。
双方的交锋，火星四溅，金句频出。
比如，关于怎样才能快速积累财富，大夫斩钉截铁：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意思是，致富在于筹划，不在于亲身劳动；获利在于地势优越，不在于努力耕作。
文学针锋相对：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意思是，获利在于自我珍惜，不在于地处街道要冲；致富在于节俭，努力按时耕种，不在于每年派官吏从事于羽鸠赋税的征收。
关于治国是否唯重农耕，文学坚持认为：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大意是，衣食是民众生存的根本，种植和收割是民众的主要事务。这两方面做好了，就会国富民安。
大夫则主张，路径非止一条：贤圣治家非一宝 ,富国非一道。贤君圣主治理国家并非只有一种法宝，使国家富裕也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换言之，国家经营盐铁、酒类以及实施均输、平准，都是出于富国足民的目的。
用以托举这些金句的，是大量饱含历史经验教训的前朝往事，以及双方站在不同立场所获取的细节信息。今天的我们，如果单看这些句子，可能会觉得都有道理；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内外形势变化去看待，便会做出一些带有倾向性的判断。就比如说，记录者桓宽自己，立场就站在贤良、文学一边。
这场持续了五个月的论辩，讨论的除了盐铁专营中心议题之外，还涉及新形势下对匈奴政策的调整，以及对商鞅、邹衍、李斯、晁错等人的评价，再到如何看待儒学价值、奢侈风气、官员贪腐、国家安全，乃至天子诸侯的园池是存是废，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什么样的人才是贤人，应该坚持王道还是霸道，等等等等。
双方看似地位悬殊，但都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贤良、文学一方仗义执言，指陈时弊，言辞之间处处流露处士横议遗风，昭帝和霍光的支持，也给他们增加了畅言的勇气；大夫一方，时常遭到不留情面的批评，难得的是，至多“默然不对”“悒悒不言”“勃然作色”而已，没有动用权势去压制对手，尽量以平等的姿态去讲道理。
舌战群儒的御史大夫桑弘羊，论辩过程中，同样有气得说不出话、需要丞相或下级帮腔的时候。会议开到最后，桑弘羊疲累之至，说了一句:“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作为会议的官方代表，他要宣布散会，于是说：“就这么着吧，胶粘的车子突然碰上下雨，请各位散了吧。”
这位博学通才，居然用了一句歇后语来宣布会议的结束：“胶车倏逢雨——散了！”看似突然，而余味深长。
会议结束后，朝廷接受了贤良、文学的部分建议，废除了酒类专卖，而继续保留了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政策。
对于这个结果，桓宽表示惋惜，特意用“盐铁”二字作为书名。

正因为这部书的存在，我们得以身临两千年前的顶级辩论会场，看到一系列围绕道义和利益、理想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精彩讨论。
围观这样的高水平辩论，可以启发今天的我们多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待问题，避免偏激，不局限于表面的“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