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宦官掌控神策军军权，立君、弑君有如儿戏，宪宗、敬宗皆为宦官所弑。宪宗之孙唐文宗，启用近幸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大和九年十一月廿一，宰相李训上朝时诈称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夜生甘露祥瑞，文宗令神策中尉仇士良等前往察看。宦官前往时，察觉暗中埋伏的金吾卫兵，宦官登殿夺回文宗后，关闭宫门，调动神策军大肆屠杀南衙百官，宰相王涯等无辜被族灭者十余家，史称“甘露之变”。
李训、郑注为诡谲多谋之人，率多机略，欲尽诛掌控十余万禁军的宦官权要，必须慎之又慎，当有周密的方案布置，绝非侥幸于一时。然而，由于事涉宫闱，史书多有隐讳，且多有歧疑。本文勾稽相关史料，结合出土文献，对这一事件进行全面的梳理，以期得出更为客观深入的认识。
文章节选自《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增订本），原文较长，特分为上下篇推送，此为下篇：
为发动甘露之变，李训、郑注作了长久的准备。大和九年（835）八月炮制了紫宸殿樱树降甘露的瑞兆，诓骗宦官。同月，又借助王守澄之力，将宦官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义逸、刘渶浰等六人遣往巡边，以分散削弱京城宦官实力。甘露之变前夕，宦官或被诛杀，或被遣巡边，或忙于兴建宫殿，是防范最松懈的时期。但是韩辽的逃跑，导致郑注意外愆期，功亏一篑。李训不能了解郑注之行程，只得勉强如期举事。《册府》卷九三五《总录部·构患门》云：
帝乘软舁出自紫宸门，内官两中尉、枢密使已下翼侍而进，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供奉官分列于副阶之上，南班官两列于殿下渠北。帝曰：“宰相及两省官且往树下观之。” 于是宰相领两省官东入金吾仗将军厅事同看甘露，曰：“此非真甘露也。”训谓两省官曰：“公等子（仔）细视之，帝令辨验，不可容易。” 良久，归班。训奏曰：“臣与两省官细视其状，恐非甘露，此事不可轻言。言出之后四方须有称贺，臣恐未是真瑞。” 帝曰：“ 岂当有如此事？” 顾左右军中尉及内官等曰：“尔等往验之。”皆罗拜而去。
关于甘露之变，两《唐书》《通鉴》文字皆略于《册府》，《册府》所载或即《实录》等原始史料。李训语“公等子（仔）细视之，帝令辨验，不可容易”，意在故意拖延时间，同时转移官员注意力，金吾伏兵非为预先埋伏，而是趁朝官察看甘露时秘密布置。宦官至时，金吾卫兵已布置稳妥，这时只需关锁外门，韩约一声令下，即可举事。问题在于，金吾仗距大殿尚有一段距离，究竟何时举兵，必须得到文宗的敕旨才行，大殿何时发出行动指令是成败的关键。
宦官离去之后大殿上的情形如何呢？由于凤翔镇兵不至，王璠、郭行余两镇兵成为护卫文宗的主力。《新唐书》卷一七九《郑注传》：“旧制，节度使受命，戎服诣兵部谒，后寖废，注请复之，而王璠、郭行余皆踵为常。”郑注恢复节帅戎服入兵部谒见之礼，也是为王、郭二人聚兵殿下预作的铺垫。《册府》卷九三五《总录部·构患门》继云：
时新除太原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并在本班，训皆相约曰：“有急，须相就，共张形势。” 于是训急召王璠、郭行余曰：“来受敕旨！”时邠宁兵士来迎行余，数百人皆执弓刀立于丹凤门外。训复遍呼之曰：“两镇军将官健悉入，圣上欲亲有处分。”王璠恐悚不前，行余独拜殿下，邠宁兵士竟亦不至。
《旧唐书·李训传》作“两镇官健，皆执兵在丹凤门外，训已令召之，唯璠从兵入，邠宁兵竟不至”，《新唐书》《通鉴》等略同。两《唐书》等较《册府》多出“唯璠从兵入”的内容。按，王璠以河东兵自守私第，被左军以宰相之位诱捕，若河东兵曾突入殿内，王璠岂敢滞留京师? 两《唐书》《通鉴》等所记必有讹误。唐代藩镇兵只听命于主帅，王、郭二人在朝班，军士在殿外。李训呼二人来受敕旨，意即借文宗之口令二人率军护驾。王璠临阵畏缩，仅郭行余上前听命，这时只要文宗下敕旨令郭行余将兵上殿，则邠宁兵当上殿护驾。但是文宗本性怯懦，因郑注未至，关键时刻并没有对郭行余下达这样的圣旨。史官唯书“邠宁兵士竟亦不至”，未提及文宗，盖为尊者讳耳。
正殿上两镇兵皆未按约定上前护驾。韩约得不到大殿的敕令，进退失据，金吾帐厅事内形势也非常被动。《册府》继云：
内官至甘露下，回旋良久，韩约气慑汗流，不能举首。左右军中尉曰：“将军何故如此？” 后风吹厅幕，内见执兵仗者甚众，内官惊恐走出。阍者执关，欲锁其外门，为众所叱，执关而不能举。内官回，或持树枝及以小瓷碗盛甘露以进。训见如此，连声呼金吾兵仗，令上殿护卫乘舆，每人赏钱一百贯文。内官以事势非常，众扶辇舆，决破罘罳，自含元殿北下殿疾趋。训攀辇连呼曰：“ 陛下不得入内！”金吾兵仗数十人亦随训而入。京兆少尹知府事罗立言领其徒自东来，御史中丞李孝本领其徒自西来，各二百余人，皆上殿纵击。但闻有叫呼冤枉之声，内官或有被血罗拽出者数人。训持辇愈急，迤逦入宣政门。帝叱之，内官郤志荣以手击其胸，训仆于地。辇入东上纸门，纸门既闭，闻呼万岁者数四，百官错愕，莫知所为。
韩约气慑汗流不能举首是在宦官“回旋良久”之后。流汗并非完全是因为怯懦，而是预感到事情已经泄露。韩约犹且如此，守门者更不敢擅自锁定关门，在仇士良等人的叱责下任由宦官原路返回。“内官回，或持树枝及以小瓷碗盛甘露以进。”李训见宦官返回，知阖门诛宦官的计划失败，只能孤注一掷，用赏钱激励金吾卫兵上殿护驾，会同京兆逻卒及御史台狱卒等，试图抢回文宗。可惜的是文宗生性懦弱，关键时刻再度倒向宦官，致使李训夺取文宗的努力失败。
宦官控制文宗后，深怨南衙朝官，大肆屠杀官僚。被灭门者号为十余家，无辜遇害者不计其数。田全操等更是扬言要尽屠长安城内儒生，一时人心恐慌。近年也有一些亲历者墓志出土言及当日情势。《李德余墓志》：
又得太子内直，公嗜学乐静，事亲以孝闻。当大和九年贼注贼□十有余辈，以金吾卫士指诣乘舆，事未就诛，朝野震慄。公亲邢夫人，故凤翔节度君牙之女，□□抱恙，惝怳若狂。公使墐其外户，入与童稚戏弄于前，曰：“事止矣，不止当大喧呼，今且无闻，可以验也。”逮乎底宁，讫无忧患，公之色养悉如是。
李德余，祖父即中唐名将李元谅，曾为宦官骆奉仙养子。其父李莘官宦不显，所娶邢氏即神策大将邢君牙之女。邢君牙代李晟为凤翔节度使。李德余家族与宦官集团和郑注集团多有交集，很可能某种程度上卷入事变。甘露之变后，李德余母邢夫人，竟惊悸过度，几至疯癫。此后官僚集团引以为戒，数十年内对宦官擅政噤若寒蝉。
李训等死后，郑注所在的凤翔镇成为宦官的心腹大患。“郑注初到镇，日闻有优赏”，初步站稳阵脚。郑注退回本镇后，部属魏弘节等建议诛大将贾克中等十余人，全面掌管凤翔镇兵。其谋得成，下一步举动很可能是正式起兵勤王，这也是仇士良等最为担心的。是时神策军分屯诸门，长安城内人心惶惶。郑注被李训之败吓破了胆，对监军张仲清等疏于防范，反被诱杀，属下亲兵及僚佐千余口也被诛灭。
李训、郑注遇害后，作为外围的昭义镇已经无力回天。为了自保，节度使刘从谏先发制人，上表请王涯等罪名。声言“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时仇士良骄横，刘从谏屡上表暴扬其罪恶。文宗未遭废黜，多赖刘从谏之力。
李训、郑注自被文宗起用之后，即以除宦官、清朋党为最终目标。二人在大和八年、九年的活动是前后连贯的整体：先利用牛李党争，清除外朝朋党，使宦官集团陷入孤立，然后利用左右军矛盾，扶持左军中尉仇士良，诛除王守澄等元和权宦。最后借助金吾卫等南衙卫军消灭仇士良等新进用宦官，从而彻底剥夺宦官禁军权，达成重振皇权的政治目标。但是在元和以后宦官干政已成为政治常态，仅仅依赖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通过捭阖之术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宦官政治的。同王叔文集团一样，不管其曾经取得多么大的成功，最终还是会走向失败。
即使如此，甘露之变仍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后人总结：
其一，李训、郑注集团未能真正掌握军队，与宦官集团相比，实力过于悬殊。
在南衙卫军名存实亡的情况下，李训、郑注要诛两军中尉，只能用金吾卫仪仗、京兆府逻卒、御史台狱卒及新任节度使临时召募的亲兵等拼凑军队。韩约、罗立言、李孝本三人皆为临时除授，同当司无深厚的渊源关系。王璠、郭行余所募河东、邠宁兵也属乌合之众，以此军队与神策军抗衡，无异于驱羊入虎口。李德裕曾作《奇才论》论之。其论云：
夫举大事，非北门无以成功，此所谓天下之常势也。李训因守澄得幸，虽职在近密，而日夕游于禁中，出入无碍。此时挟守澄之势，与天子契若鱼水，北军诸将，望其顾眄，与目睹天颜无异。若以中旨谕之，购以爵赏，即诸将从之，势如风靡矣。训舍此不用，而欲以神州灵台游徼搏击之吏，抱关拥彗之徒，以当精甲利兵，亦犹霜蓬之御烈火矣。赖中人觉其变，未及其乱……自前代以来，禁军唯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 ……既经李训猖獗，则天下大势，亦不可用也。
李德裕所论亦有不确之处。王叔文集团谋夺宦官京西兵权，神策兵尚且不服，纷纷牒告中尉，李训所处的时代，两军中尉与宦官早已合为一体，非是李训不用神策军，而是神策军已断不能用。正因如此，李训、郑注才不得不谋求方镇兵的支持。一方面郑注出为凤翔节度使，以凤翔兵策应李训，另一方面又密结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为外援。凤翔、昭义二镇卷入内廷斗争，昭示出方镇兵开始对中央朝政产生影响。
其二，文宗关键时刻的动摇背叛，直接导致计划失败。
恩幸集团对皇权的依附性很强。李训、郑注集团的成败与文宗的态度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文宗虽然耻为凡主，但是性格懦弱，为了保住皇位随时会改变主意。宋申锡本奉密诏，因事涉漳王，文宗竟不顾先前密诏，反信王守澄之言。甘露之变时文宗令权宦前往察看也是与李训预先约定的。但是宦官离开后，因郑注凤翔兵愆期不至，事态不明，文宗迟疑，没有令郭行余率兵上殿护驾。宦官返回后，李训孤注一掷，指挥京兆逻卒等争夺文宗，在被李训阻止入宫时，文宗又“斥之”。由于文宗一贯明哲保身，诿过臣下，没有留下敕旨等确切把柄，故能全身而退，保住了皇位。但文宗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却是不言而喻的，仇士良“知上豫其谋，怨愤，出不逊语，上惭惧不复言”。开成年间，文宗于内殿看牡丹，吟咏舒元舆《牡丹赋》，“不觉叹息良久，泣下沾臆（衣）”，又对郑覃等三相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孝本二女配没右军，文宗怜之，收养宫中，遭魏謩疏谏后不得已出之。文宗对李训、舒元舆、李孝本等人是有愧的。
其三，李训、郑注集团本身多贪名冒功之人，品行缺陷很大。
李训为李逢吉心腹，收受贿赂，陷害李程，郑注初依李愬，后投靠王守澄，二人皆士行有亏，郑注甚至可称得上声名狼藉。这一集团的其他成员多为锐意进用的孤寒，在品行上也存有一定缺陷。例如，舒元舆锐意轻进，舞文弄法，陷李蘩于死地。王璠虽有吏才，却是贪婪投机之徒，宋申锡事件中出卖宋申锡，甘露之变时又首鼠两端，甚至幻想再度投靠宦官，谋求宰相。而与李训关系密切的王涯也借榷茶大肆聚敛，遇害时“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诟骂之，投瓦砾以击之”。
李训、郑注为代表的文人近幸集团在皇权的庇护下，运用密谋等手段打击朋党和宦官，是顺宗朝王叔文集团政治活动的延续。后人以成败论人，将王涯、贾餗等人的枉死迁怒于二人，称之为蠹乱朝政的奸邪小人，但也有鸣不平者。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云：
李愬目郑注为奇士，其实训、注皆奇士，特奇功不成耳……训传言训本挟奇进，及权在己，锐意去恶，欲先诛宦竖，乃复河湟，攘却回鹘、吐蕃，归河朔诸镇，志大如此，非奇士乎? 注传言日日议论帝前，谋鉏中官，亦忠于为国者。即使本欲揽权，假公济私，脱令具功得成，乱本拔矣。天不祚唐，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于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传中讥其诡谲贪沓，皆空底无指实……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 千载而下读史者，于训、注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
王鸣盛不是第一个为李训、郑注翻案的学者。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九云：“唐太（大）和末阉尹恣横，天子以拥虚器为耻，而元和逆党未讨，帝欲夷绝其类。李训谓在位操权者皆碌碌，独郑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谋……世以成败论人物，故训、注不得为忠。”所论与王鸣盛略同。
清人李慈铭也将李训、郑注与王叔文并举，认为：“王叔文、李训一谋夺宦官兵权，不遂而窜死，一谋诛宦官，事垂成而被祸尤酷，此皆唐之陈蕃、窦武也。”同宋人相比，王鸣盛、李慈铭等注意到王叔文集团与李训、郑注集团之间的相承关系，指出“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于不可救”，眼光更为深邃。
在安史之乱的刺激下，经过一系列演变，宦官势力最终攫取了“天子亲兵”神策军的军权。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也直接促成了中晚唐宦官政治的出现。宦官集团凭借军权，立君弑君，政变屡起，波云诡谲；君主不甘受制于宦官，数次起用近幸之臣，谋诛宦官而不可得；当皇权不振之时，官僚集团也多依附宦官，或意图中兴，或朋比苟安，双方党争连绵不绝。
本书以神策军为切入点，以宦官政治为主线，以神策军的创建及其演进、宦官集团与内廷皇位之争、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政治、宦官集团与地方政局为四个逻辑层面，系统地阐释了中晚唐政治秩序的重建及其演进过程，探讨宦官政治对五代及宋初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