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往往免不了悬想揣测，几千数百年前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 他为什么会那样想？ 他何以有那些举动？ 他在人生的重要时刻是如何做出抉择的？ 他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而写出那样的作品？ 如果不能有一番涵泳体贴，是无法走进研究对象精神世界的，也很难深刻体会历史的真相。我们固然为那些细致精密、偏于理性的研究而赞叹，但能唤起共鸣，令我们心情随之激荡的论著，不仅展示着历史的真相，更能给我们带来读史阅世的启发。

　　罗宗强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初版，中华书局2025年3月新版，以下简称《心态》）就是这样引发读者情感震荡的著作。他把魏晋那个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中人物的精神世界，用冷静的学术思维条分缕析地呈现出来。此前对魏晋士人的研究，有政治制度层面的解释，有社会等级层面的讨论，也有文化审美层面的思考。罗先生此书，则以“心态”的演变为线索，勾连起政局的变换、社会层级的影响以及文化潮流的形成，由此呈现出二百余年中士人们的心灵感受、精神动态及其历史。既然是对纷杂时代的历史思考，就有严密的理性和逻辑。对玄学命题的剖析，自然也有深入的思辨。不过“心灵”和“精神”的历史，也必然要求以情感去体贴揣摩。在历史遗留的文献中，探赜索隐，设身处地地努力还原主人公在身份地位、时代环境、人际关系、性情趣味等诸种因素交错作用之下的感受，长期的复杂的感受累积而成的心态。因而，《心态》潜藏着情感暗流，情感的力量，赋予作品以顽强持久的感染力。

　　这是人至中年的我重读此书的最大感受。最初读这本书，已经是26年前的事。那是为了博士入学考试做准备，以知识了解为主，并无太多印象。1999年入学后，得罗先生赐下一本，银灰色的封面，高古的题签。封底折页上有先生的小照，清痩、严肃，戴着眼镜不苟言笑的中年形象。我的感觉，他的人和他的书一样，冷峻。如今中华书局再版此书，距初版已经30多年。我也由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变成鬓染秋霜的中年，和先生写作此书时的年纪差不多，大概也正如先生写作此书时的苍凉情怀。苍凉是必然的。任谁有或是能够体会先生那样半生艰难的经历，面对魏晋这个浮沉不能自主的时代，都不能不感慨万端。

　　魏晋是个荒乱的时代。从魏文帝始，至晋恭帝止，共20位皇帝，只有3人在位超过20年，多数只有三五年。权力更替如走马灯。每次的更替，或者表面上是和平的甚至如传说中的“禅让”，背后却无不潜藏着欺骗与诡诈、屈服与杀戮。晋明帝司马绍听了王导讲述“宣王创业之始，诛戮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之后，不由得掩面叹息“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事实上，这样的令人发指，何止晋之代魏！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确凿无疑的乱世。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我们可以想象大量的草野之民，无声无息地填了沟壑。生在皇家也多不幸，如那个悲愤不可自抑、以卵击石而丧生的高贵乡公。另有许多或高门士族或寒门庶族，则往往要艰难地选择出处去就，于世道夹缝中求得暂时的喘息。《心态》对这种环境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有深刻的揭示。

　　艰难时世中的魏晋士人，有反抗至死，有屈辱顺从，有乘时飞腾，有随波逐流，也有隐居避世。奇奇怪怪，总是非常特立或怪异扭曲的样子。像嵇康那样的，把庄子返归自然的精神境界变成优游容与的生活方式。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有“严肃的傲然”，于是被虚伪的名教人物所不容，留下《广陵散》的绝响。同样“幻想逍遥游而终于依违避就”的阮籍，“任诞不羁”又口不臧否人物，却也免不了“苦闷一生”。更有甚者，他们有复杂的人格，以至显得扭曲而难以理解。如王戎“清明晓悟”“眸子洞彻”“善发谈端”“性通任”“至孝”，然而如此丰仪绝世如神仙般的名士，却贪财到离奇的地步。不仅如此，他身居要职却不勤职事，“以王政将圮，苟媚取容”。所谓名士风度，其真相并不仅仅如美学史上所讲的翩然若神、优雅绝尘的样子。罗先生指出，其中固然可能有“晦默”的因素，但名士言行如此不合人情，实则当如和洽所言“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因而，先生在分析了被后人视作清谈误国祸首的王衍之心态后，揭出一批“名重当时，雅尚玄远，宅心事外的名士……其实入世之深，机心之重”。“集潇洒风流与浓重机心于一身，这才是晋人的历史真实的面貌。”当然，先生并未简单地对王衍等人进行道德谴责。“将晋室之乱亡，完全归之于他的祖尚浮虚是不公的。晋之乱亡主要在晋室自身之权力争夺与失去为政之根本……然而不婴世务，依阿无心以求自全，于晋室之乱亡实亦有其责任在。”看到并指出个体在面对局势与环境时的无奈与逃避，但每一个个体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者，这样的判断，应是平正公允的不刊之论。

　　《心态》在学术方面的创见和突破，已有诸多名家如王蒙、傅璇琮等先生撰文讨论过。我这次重读，则对罗先生何以能够写出这样历经30多年不断再版、有一代一代众多学子阅读的著作有了点儿体会。罗先生对魏晋士人真切而深沉的“了解之同情”，建立在他对史料的熟悉之上。先生的论著，既不烦琐板重，又不凌空浮浅，在清通畅达中有柳暗花明、胜义迭出之感。例如高贵乡公被杀事件及其对士人心态的影响。先生在众多记载此事的典籍中，采用了《资治通鉴》的详细叙述，之后明确指出司马昭是弑君的主犯这一观点。随后，又引《晋书·文帝纪》“（王）沈、（王）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语，特地揭出唐人修晋书时“特别点出这个关键”的用意，意即“贾充奉司马昭之命入宫弑君”。接着又分析了司马孚“不满意于司马昭的弑君行为，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分析了王祥“身为重臣，而未能维护名教……也没有勇气指出弑君的主犯”的心理。对此二人心态的分析，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情状复杂性的认知，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阵营划分模式。随后通过辨析陈泰和司马昭关于找谁做替罪羊的对话，证实了司马昭为主谋的罪过及其在处理后事方面的困境。司马昭问“卿何以处我”，曹魏重臣兼司马昭好友的陈泰坚持斩司马氏心腹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沉默良久，请陈泰“更思其次”。“泰言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的回答“把司马昭逼到了尽头”。先生引胡三省注“言当以弑君之罪罪昭”，又引《晋书·文帝纪》陈泰语的另一版本“但见其上，不见其次”，把当时人心以为司马昭为罪首的情形揭示得明明白白。虽然我们或许和清人李慈铭一样，以为这是门生弟子为美化陈泰的附会，但先生接着指出“陈泰是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便死了”的事实，再次消除了可能的疑虑，使得真相昭然。先生的思虑的缜密还不止此，他也指出陈泰“遂呕血薨”和“归而自杀”的不同记录，认为自杀说较为可信。如此，则陈泰的态度及其对司马昭形成的逼迫，自是最为可能的事情。到这里，先生的论述仍然没有停止。他以此事为引子，讨论了司马昭既维护君臣纲纪又安抚心腹的一系列做法，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持久后遗症。十年之后，贾充与庾纯发生矛盾，庾纯再次讥讽贾充揭出弑君这个司马氏最忌讳的罪行。司马炎的处理再次说明了司马氏政权在君臣纲纪问题上“依违于两可之间”的处境，并由此引出“多数的士人不以忠节为念”的“道德环境”。“政失准的与士无特操”，实在是对西晋士人心态及其形成极为准确的概括。诸多学者都注意到《心态》这一部分的精彩分析。我想说的，则是这个精彩的结果，有着了如指掌并精心安排的文献基础。先生说过，写文章除了观点有新意，逻辑结构要严密，哪一条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都需要斟酌。

　　先生的论著数量并不多，每一种都倾注着大量的心力，是他的生命精神贯注其中的结果。我最初看到新版《心态》的绿色封面时，眼前一亮，像是被从平庸的日常唤醒了。向窗外看出去，是明媚的春天，桌面上绿色的新书像春天一样闪烁着生机。我不由得想起初版后记中的一个细节，当先生在苦难岁月中被批斗的时候，“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鸟鸣，下意识地抬头一看，阳光在绿叶上闪烁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生的欢乐与生的向往猛然震撼着我”。写到这里，我已不能自抑。

　　惟有生命永恒。